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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任职后不久，张丹丹获得了一个难得的研究机会——在南方某沿海城市的监狱，就“留守儿童与犯罪”展开抽样调查。张丹丹的博士论文曾有一章专门研究农民工犯罪。这次调研给了她从宏观到个体的纵深窗口。
然而，这个让她非常兴奋的机会最初并不被外界看好。理由很现实，根据当时的评聘制度，新入职的教师须在6-8年预聘期内达成既定数量和质量的科研绩效指标，方可获评长聘教职。相比开“新坑”重新“挖矿”并承受“是否真有矿”的不确定性，常规路径是将博士论文完善后发表。此外，风险还体现在研究经费上。新入职的年轻学者经费有限，为了凑齐调研资金，张丹丹将安家费、科研启动费、个人储蓄全数投入，与合作者凑了大几十万元，项目才终于启动。
2013年夏天，她在那所监狱前前后后待了四个多月，完成了两千余名服刑人员的问卷和访谈，其中17%的被访人员有留守儿童背景。她的研究发现，有留守成长背景的流动人口因成长阶段存在父母关爱和社会价值观培养缺失、教育受阻以及性格偏差等因素，成年后犯罪的可能性会显著增加。研究呼吁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关注留守儿童数量增长给社会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因为每个人都会承担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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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10日，张丹丹 （右二） 和团队完成监狱调研后合影 图/受访者提供
除了那些写进论文的访谈对象，让她至今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旁观者”。当时，调研活动通常被狱方安排在监区内的培训中心阶梯教室进行。每次活动结束，都会有一个四十来岁的“文身大哥”过来打扫。他也是服刑人员，但并不在抽调名单中。直到有一天，这个“看起来挺凶”的“文身大哥”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开了口。闲聊几句后，他突然发问，“你们是怎么看待我们这类人，是不是特看不起我们啊？”张丹丹连忙否认，她对此有些难过，但这样的瞬间足够真实。作为研究者，对研究群体处境的浸润与研究本身需要的抽离同样重要。
“对我来说，学术从来不只是一份工作。面临生存压力我们需要无时无刻不考虑发文章、申请课题等‘KPI’……但是我决定做一项研究一定是好奇心把我推到了那里。”从功利的角度，这种选择当然有风险，但好奇与真诚自有其力量。“人是无法逃离你所生活的时代的，无论是制度变化、文化冲击还是技术变革，它总会以各种方式对你的人生施加影响。但那些困惑怎么办？你总得找方式去看清、去疏解，甚至去治愈。我不是小说家，也不是音乐家，经济学研究就是我跟世界对话的方式。”
“如果不曾深入了解对方的处境，
就很难理解他人”
南方人物周刊：
你最近的研究对象是外卖骑手。
张丹丹：
对。2024年下半年，我的团队承接了某头部外卖平台关于外卖骑手行为选择的研究项目。外卖骑手属于灵活就业人员。与常规就业不同，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选择自己的劳动时间。工作灵活性提升的同时，也要求他们管理好自己的工作时间和节奏。比如他们需要决定什么时候上工、收工，什么时候休息、复工，要不要连着干；又比如遭遇恶劣天气
（意味着单价上浮）
，或者收到差评、被无故取消、餐厅卡餐等
（意味着收入出现短期波动）
，他们会如何调整……外卖员做这类决策需要考虑很多变量。通过平台数据结合在线调查，我们希望去理解灵活就业者是如何决定劳动供给的。
前段时间我和学生点外卖，在多家平台比价后，选了价格最实惠的那个下单。不久后便接到骑手来电，他说这家店出餐太慢
（注：因为日料需要现场制作，出餐时间通常比快餐店长）
，因为他后面还有别的订单没法继续等了，试探性地询问我们能否取消。餐厅离学校不远，我们便提出自行取餐，还提前点了“已收到”。那位骑手特别感谢我们，反而是餐厅的老板好奇我们为什么不投诉骑手。
其实正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个群体的研究，能体会到“超时免单”等消费者福利实则是通过算法将压力转嫁给骑手，使其处于高压环境，人就容易急躁和不耐烦。如果不曾深入了解对方的处境，就很难理解他人。
南方人物周刊：
骑手如何实时动态调整自己的接单和配送策略？比如有骑手提到，同样时间不同区域，单量也不一样。一下接多个单，就要判断哪个餐厅、哪个菜出餐快，为避免耽误送其他单的时间，出餐慢的单子会放到最后取。
张丹丹：
据我们的调研，骑手中的“单王”通常出在“众包”和“优选/乐跑”里，他们是骑手中“最卷”的，很多“优选/乐跑”骑手会从午高峰不间断地跑到晚高峰，几乎不休息。与“专送”
（注：专送骑手通常会与承包商签订劳务合同，有底薪，收入较为稳定，需要接受站点的排班和调度，是外卖平台基本的运力保证）
不同，“众包”
（注：可根据自己的时间“抢单”，无需按时上下线，没有严格的考勤要求，不享有相应的福利待遇）
和“优选/乐跑”
（注：灵活性介于“专送”和“众包”之间，有适度约束）
骑手可以自己抢单，不想接的订单可以转
（但是有次数限制）
。有的骑手个人算力很强，他知道什么时候跑、在哪里跑、如何跑收益最高。
调研发现，骑手跑单强度存在两极分化，尽管“专送”和“优选”骑手占比不足一半，但贡献了80%的外卖运力，而“普通众包”骑手对整体运力贡献较小。此外，骑手中六成有兼职工作，其中20%同时在两大外卖平台接单，15%在制造业就业，其他兼职涉及餐饮、零售、建筑等行业。外卖行业整体流动性较高，36%的骑手入行不足半年，一半的骑手入行不到一年，不到1/3计划半年内离职。
我们随机抽取了将近1000个外卖骑手四周内的全部跑单行为，去分析他们在一段时间内的跑单行为，获取影响其平台劳动供给行为的因素。我们发现了明显的性别差异，从整体看国内的骑手是很“卷”的，他们善于根据非可预测的收入冲击实时调整劳动行为，以最大化自己的收入。
从平台角度、匹配效率、成本控制等商业逻辑之外，他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更好地理解骑手的行为逻辑，以制定更能反映骑手诉求的算法。
南方人物周刊：
你一直关注零工经济，骑手群体跟此前你研究的其他零工群体有何不同？
张丹丹：
灵活就业越来越普遍，但不同平台的零工从业者差别还是挺大的。从我们的调研数据来看，外卖骑手群体男性占比约95%，年龄集中在35岁左右，多为已婚人士，虽然该群体中城镇户籍人员占比相对较高，但约七成仍为农民工出身。制造业从业者则整体更年轻，年龄多在25至35岁，农民工占比接近90%。网约车司机群体年龄段则集中在40岁以上。
整体来看，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流动呈现出一定的梯度特征：二十多岁进厂，三十多岁跑外卖，四十多岁跑滴滴。这些零工职业群体内部也存在较强的同质性。比如外卖骑手与网约车司机的整体教育水平普遍高于制造业工人，网约车司机中负债群体的占比较高。
我们也关注了骑手群体中的性别差异。尽管女性骑手数量逐年上升，但占比仍较少。在我们随机抽取的样本中，女性骑手占约5%，各城市情况略有差异，但普遍不超过10%。常规就业领域的性别差异研究已十分丰富，我们也想了解在灵活就业中，弹性工时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职业参与和发展中的性别差异。然而从调研数据来看，女性骑手的工作时段多集中在白天，跑得很像“专送”骑手；而男性骑手基本全天接单，晚间配送频率也较高。除了夜间安全问题，也因为女性骑手仍需承担主要的家庭照料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