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陈师道《拱翠亭
萧邑富人窦敦礼，即泉山作此堂，规制宏丽，无咎作记
》
陈文蔚《寄题吴子似所居二首》之《右经德堂
陆象山作记
》
刘克庄《寄题建阳宋景高友于堂
蔡久轩作记
》
综括而言，无论是“记末系诗”还是“记、诗同作”“记、诗分作”，记体与诗体皆具有文体黏连性：表现在文本形态上，记、诗通常会出现在同一文本呈现现场；表现在文本书写上，记、诗往往具有内在互文性。论者或谓，宋代也有以记求赋、以记求跋乃至以赋征诗、以画求诗求文的案例，实际并不是以记体文的系诗特征为基础的。考诸文献，确有其例。不过，我们在观察文学现象以及由此生成的文献传统的时候，需要厘清通例与变例、主干与支流。也就是说，在“有记有诗”的文献传统影响下，宋代以记求诗是通例与主干，但这并不排斥士人以某体诗文去求他体诗文，反而是变例与支流的存在及补充，避免“弥望皆黄茅白苇”，才更能彰显一个时代文学生态的自由与多元。
对于亭台堂室而言，记文是整个碑壁、板榜空间所呈现各体文本的重中之重，也是进一步征集寄题诗的“触媒”。记文撰就，然后便可携之以出，广求题诗，大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之象。欧阳修在滁州撰《醉翁亭记》之后，刻石制成拓本，遍寄士林而征集寄题之作，文献可考者，富弼、王令等皆有《寄题醉翁亭》，梅尧臣则有《寄题滁州醉翁亭》。囿于文献不足徵，欧阳修围绕《醉翁亭记》的书启往还已不可考，但同在滁州时撰作的《丰乐亭记》及周边文献，却能帮助我们回归求寄题诗的文学情境。庆历七年
（1047）
，欧阳修《与梅圣俞》述丰乐亭营建始末曰：
遂引其泉为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号丰乐，亭亦宏丽。又于州东五里许菱溪上，有二怪石，乃冯延鲁家旧物，因移在亭前。广陵韩公闻之，以细芍药十株见遗，亦植于其侧。其他花竹，不可胜纪。山下一径，穿入竹筱蒙密中，豁然路尽，遂得幽谷
泉名幽谷
。已作一记，未曾刻石。亦有诗托王仲仪寄去，不知达否？告乞一篇留亭中，因便望示及，千万千万。
由此书启，可获知三条比较确切的文献信息。其一，欧阳修作《丰乐亭记》后，刻石是自然而然之常态；其二，欧阳修征集梅尧臣等人的丰乐亭寄题诗时，会先将自己的记、诗寄去；其三，友朋寄题诗寄来后，会“留亭中”
（通行的物质性载体为石质诗刻或木质诗板）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判断，宋代亭台堂室之征集寄题诗，关键的一环便是随书启寄出亭台记
（有时兼寄自作诗）
而后求诗，最终实现文献集聚。
以自作记、诗随书启寄出而求诗，一个典型例证便是韩琦等士人围绕阅古堂的文献集聚；现有的史料，尚足以支撑起我们对于回归文学现场与文学情境的需求。韩琦建阅古堂成，自作《定州阅古堂记》《阅古堂八咏》并刻石，完成了上节所考论的记、诗同作环节。在此基础上，韩琦又将《定州阅古堂记》拓本寄与当时名士，遍求题诗；得到寄题诗后，再行刻石。此后，复将《定州阅古堂记》《阅古堂八咏》和寄题诗拓本汇为一束，继续寄人求诗。范仲淹《与韩魏公书》曰：
曾示《阅古堂记》，将呈与孙之翰，不曾取得。命作诗，敢再乞记一本并诸公诗，俟即赋之。
（范仲淹《范文正公尺牍》卷中，《范仲淹全集》，第2册，第598页）
谨观《阅古堂诗》并记，仰叹无已。又窥诸公所赋，何以措手！然旨命丁宁，亦勉优成篇，并自写上呈。
（《范文正公尺牍》卷中，《范仲淹全集》，第2册，第598页）
这两则书启颇有助于我们还原韩琦以记求诗的文学情境。首先，范仲淹所读到的阅古堂诗文有三种，分别是韩琦《定州阅古堂记》《阅古堂八咏》以及诸公诗。其次，范仲淹所赋即在集中题名为《阅古堂诗》的五言长篇。此诗不仅仅是应景之作，其中“乃命公与仆，联使御外侵。历历革前弊，拳拳扫妖祲。二十四万兵，抚之若青衿。惟以人占天，不问昴与参”等句，寄托了与韩琦共商“兵覆元昊”而功不就的遗憾，实为有感而发。范仲淹之外，韩琦也曾向富弼“邮问索诗”，富弼乃作四言长诗并序，“因粗序所致之旨，以志其始而示于后”。尽管富弼在《定州阅古堂》诗序中并未明确点出韩琦“邮问”中曾寄来《定州阅古堂记》和《阅古堂八咏》，但细察富弼诗序所谓“乃择取历代贤守良将，总若干人行事，创大屋以类相次，绘于周壁，榜之曰‘阅古堂’。盖欲阅古之人所为，而为之法也”
（富弼《定州阅古堂》，《宋文鉴》卷一二，上册，第154页）
，实即根据韩琦《定州阅古堂记》“于是广之为堂，既成，乃摭前代良守将之事实，可载诸图而为人法者，凡六十条，绘于堂之左右壁，而以阅古为堂名”数语改写而成。又富弼诗末数句“斯堂勿坏，有堂有故。堂之不存，来者曷睹？宏乎焕乎！千载是矩”
（富弼《定州阅古堂》，《宋文鉴》卷一二，上册，第155页）
，实际也是对韩琦《定州阅古堂记》文末“后来之贤，与我同志，必爱尚而增葺之，宜免夫毁圮圬墁之患矣”（韩琦《定州阅古堂记》，《宋文鉴》卷七八，中册，第1121页）的互文式呼应。于是，我们可以确认，富弼在撰作《定州阅古堂》诗并序时，也有着韩琦寄来的书信暨《定州阅古堂记》作为依据。同样的推理也可去旁证《醉翁亭记》。也就是说，如果欧阳修没有在邀请梅尧臣撰寄题醉翁亭诗的书启中附上《醉翁亭记》的话，梅尧臣《寄题滁州醉翁亭》一诗是无法做到与《醉翁亭记》多处互文的，详参第四节之考论。
复次，欧阳修也曾应韩琦之约，作《韩公阅古堂》寄题诗五言长篇，其中“文章娱闲暇，传记寻往昔。英英文与武，粲粲图四壁”数句即是对阅古堂掌故的记述。有趣的是，韩琦求诗之书启，并没有寄给欧阳修，而是寄给了杜衍，这让欧阳修稍感“不快”。欧阳修皇祐二年
（1050）
之回启尚存，《与韩忠献王书》其十曰：
修启：辱示谕边备有伦，此已得之传者久矣。阅古事迹，尤见大君子之用心，动必有益于人也。盛制记文并孔子庙、岳庙等记，并于杜公处窃览，已获秘传。然私怪明公见遗，独不见寄，谓于庸鄙有所惜者，何邪？见索乱道，敢不勉强？苟得附方尺之木于梁栋间，寓名诸公之后，为幸多矣，所恨文字污公好屋尔。
欧阳修“私怪明公见遗，独不见寄”，颇有佯嗔之戏。“见索”一语，可证韩琦确曾请欧阳修撰写寄题阅古堂之诗。在收到欧阳修此“问罪”书启后，韩琦专门寄来《定州阅古堂记》碑刻的拓本，是以欧阳修回启拜谢，且于《与韩忠献王书》第十一通中言“嗣以近制石本，俾之拭目”
（《欧阳修全集》卷一四四，第6册，第2336页）
，明言已经收到了《定州阅古堂记》的“石本”，而寄题诗很可能即是作于此间。又考欧阳修《与韩忠献王书》其十四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