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当时不信，心想我从来是很中国的，在美国这么多年，因为中国情结太深太重，总是有意识地抵触美国化，保持自己的中国本色，回国后定能和本土派打成一片，难道还需要适应我自己国家的文化不成？
结果不幸被好友言中，发现潜移默化中自己已经吸收了美国文化的很多东西，反而对中国文化不习惯了。那么就来谈谈我回中国的逆向文化震惊吧。
语言震惊
回国两月有余，第一次去相亲，对方是妈妈同事邻居的儿子，北师大毕业，人大的工商管理硕士，在北京一家民营的证券公司工作，比我大一岁，地道的本土派，仪表堂堂，爸妈颇为满意。
记得第一次见面，交谈不久，对方冷不丁问我中文里夹的英文词“impressive”是什么意思，我被问楞了。
在美国已经习惯了讲中文的时候带英文词儿，从没想到过需要把英文的口头禅翻成中文。冷不妨被问到，一时半会儿还不知道怎么翻，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直译，但听起来很蹩脚，中文不用这么长的形容词儿。翻成很好的？好象意思没有完全表达出来。
仔细一问，原来我交谈中不自觉带的很多英文词儿他并没有听懂，只是不好意思问罢了。
大学的时候读围城，记得钱钟书先生把海归夹在中文里的英文词儿比成“夹在牙缝儿里的肉屑”，当时为钱先生的刻薄叫好，并对海归的这种行为大不以为然。没想到十年之后，自己讲话也变成了“夹在牙缝儿里的肉屑”。
真想对钱先生说，先生冤枉啊，我夹英文词儿可一点都没有假洋鬼子炫耀的意思，实在是习惯了，脱口而出，真要一点儿英文都不夹还很费劲呢，因为要在说话前把脑子里现成的英文词儿现翻成中文，还得找到合适的中文词儿。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海归要想和本土派打成一片，要先克服语言关。
在麦肯锡第一次和中国客户打交道，同事对我说，注意讲中文，客户不喜欢我们说话带英文。于是给联想做项目的时候，讲话特别小心，英文一定要翻成中文再讲，但一不注意英文词儿还是脱口而出，比如说strategy, competitive analysis之类的商业用语。
好在联想的客户很尊重麦肯锡，也很愿意向麦肯锡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理念，所以受我影响不知不觉讲话也带上了英文词儿。想想很对不起钱钟书先生。
生活文化震惊
海归遇到的语言震惊是很容易发现也是相对来说容易克服的，而海归和本土派中西文化的差异，则是微妙的，它藏在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里，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
记得一次和本土派的朋友聊天，谈到聪明和智能的区别，他问我说，你觉得自己是聪明型呢，还是智能型的？我当时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是既聪明又智能型的”。
朋友惊讶地看了我一眼，说道，你倒是一点儿都不谦虚啊。我当时一楞，突然意识到在东方文化里，即使别人夸奖你的时候也应该谦虚地说，“哪里哪里，还差得远呢”，那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道理？
在美国呆久了，习惯了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忘记了谦虚，也忘记了谦让。西方文化直来直去，觉得自己是十分好，一定要说十分——如果不是说十二分的话，学会推销自己是在美国谋生的先提条件。
东方文化则比较含蓄，经常拐弯抹角，嘴里说的不一定是心里想的。觉得自己是十分好也只会说八分，留着二分让对方去猜。
在上海做项目的时候交了一个上海男朋友伟，本土派的，其实也算海归，留日的，但日本文化比中国文化还东方，所以我们在一起经常碰到中西文化的差异。
一个周末我最好的女朋友苗从北京来上海玩，住在我酒店的房间里。苗的朋友遍天下，在上海也有朋友，所以我想周末苗该见她的朋友就见她的，我给苗要了一张房卡，这样我们俩互不影响，行动自由。
跟伟一讲，他很生气，说你怎么能这么对朋友呢，中国人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然应该陪好朋友玩了。我觉得很委屈，在美国，即使是好朋友，相互之间也是很独立的，有空约时间见面，如果各有各的事，那么就各行自便，没什么可客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