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作者 / 徐奕
台北之于台湾人，就像北上广深之于我们吧，发达便利，遍地都是机遇，但也充满了残酷的竞争。
偏远小镇人们眼中的骄子，在这些高速发展的城市承受着莫大的压力，甚至委屈。
留在台北（北上广深）还是回到家乡小镇，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无疑是一个痛苦的抉择。
电影《海角七号》的主角阿嘉，选择了放弃梦想，回乡。
影片开头，这个失意的年青人上了摩托车，突然停下，在路边怒砸吉他，以一句粗口告别了大城市。
据说，这句粗口所表达的情感，来自本片导演魏德圣的真实遭遇。
03年魏德圣带着很早就完成的剧本《赛德克巴莱》到台北找投资，因为故事缺乏商业元素且预算过多，没人愿意投。
魏德圣一狠心抵押了房子，贷款200万拍摄了5分钟样片，失败告终。
可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海角七号》这部以梦想、爱情为主线的青春电影背后是对大城市与家乡关系的思考。
家乡经济落后，就业机会少，学有所成的年轻人跑到大城市发展事业，人才流失，又反过来导致家乡发展停滞，形成了恶性循环。
这是一道世纪难题。有追求的程序员不会仅满足于与为乡政府建设官网，设计师不会只想给镇上快餐店印菜单，摄影师的镜头也不愿只流连于拍证件照和村委选举大会。
于是，便有了电影了民意代表洪国荣一番搞笑却也无奈的台词：
“
我是代表会主席，身高170，体重75，今年60岁，兴趣是吵架打架杀人放火。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整个恒春放火烧掉，然后把所有年轻人叫回自己家乡，重新再造，自己当老板，别出外当人家伙计。这海面那么漂亮，可我们自己却看不到！
”
洪国荣代表的不仅是老年人的无奈，也是整个恒春地区、小城镇青年人的集体无奈。
我自己的家乡是一个潮汕小镇，在外偶尔也会想念那里的风土人情、美食热茶。
在那里，像众多台湾电影一样，出门一辆摩托车，几分钟的路程便能和好友围坐一桌。
熟悉的乡音，长满杂草的空地上有我踢球打闹的回忆，而街边的肠粉更是我最爱的早餐——小时候2块钱便能买到，如今要10块。
节奏缓慢，适合休假与养老，但似乎不太适合年轻人施展手脚。
在大城市接受磨难与不堪，相比在家乡小城镇的委屈求全，才华无处施展，哪种更痛苦？
《海角七号》中有太多在小镇委屈求全的例子。
曾经的“霹雳小组”警察劳马沦落到街边指挥交通；人小鬼大的大大会弹钢琴，却只能在教堂重复弹奏做礼拜的曲子，最后还被“上帝赶出来”；有着打鼓梦的水蛙只能在摩托店敲打破铜烂铁、偷瞄老板娘……
片中另外一个角色“马拉桑”，则代表着外来年轻人的拼搏精神。他费尽口舌、点头哈腰、想尽各种办法卖力的推销小米酒，最终也有所斩获，堪称励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