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抗战开始之后，钱基博重拾兵学。1938年，南京沦陷，国军败绩，天下汹汹，士无靖志。钱基博于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开课，讲授《韩非子》《孙子》，志在“镇方扰之人心，延国命于垂绝”。1939年，应国民党抗日干部培训班教育长李默痷将军之请，钱基博赴南岳为抗日将士讲说《孙子兵法》，1945年1月，钱基博赴湘中前线，讲《孙子兵法》两日，每次两小时，听者五百余人（
见《孙子今说》
）。钱基博一系列的军事学著述也是在此时完成的。《孙子章句训义》于1939年初版，后又增订新战史例，于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又与浙大教授顾谷宜合作，顾由英文本迻译《战争论》，钱基博则“返之我国，验之当前，观其会通”，作《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1937至1938年间发表于《国命旬刊》，1941年由江西合作社出版（今仅见上册）。另有《非武器之游击》《日人何以为战》《论沦陷区之武装民众》《此次大战中之苏英法美德日意八国战略类型》等一系列发表于杂志刊物上的文章。此外，还有钱基博于1945至1947年所著约40万字的《欧洲兵学演变史论》以及仿照陈亮《酌古论》写成的《酌今论》两本兵学著作，今已散佚，甚是可惜（
傅宏星《钱基博兵学佚著汇考》
）。
钱基博
“本经常之道，应时世之需”：
钱基博的研究方法
钱基博论兵，文辞雅驯，意气凌云，读之令人神旺。但钱氏的军事理论并非传统纲理疏阔的书生论兵，而是有一套较为通贯的研究方法。兵法可分两类，一类为“节制”，即部署训练之法，属于军政。此类传统兵法在近代多被弃掷不论，例如在张之洞《书目答问》中即不录《登坛必究》《武备志》等，认为其中的营阵器械，古今异宜，而称道《克虏伯炮说》《水师操练》《防海新论》等西方兵书。另一类为“权谋”，即战争攻守之方，属于战略战术。《孙子兵法》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均属此类，钱基博和整个晚清民国时期的军事研究也集中于此。但冷兵器时代的战略战术在近现代战争中是否还有意义，在当时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钱基博首先肯定了《孙子兵法》等中国传统兵学的现代意义。他认为面对世变，一方面要学习“新”，以新的知识与境遇来重释“古”道，所谓“知新以温古”；另一方面，知晓“古”的最终目的又是应对“新”的世变，即“本经常之道，应时世之需”。钱基博以此方法从《战国策》臧否对外之政策，从《周易》发扬面对困厄之精神。在军事研究中，对于《孙子》，钱基博以近代军事术语新解经典理论，对克劳塞维茨、毛奇、鲁登道夫等西方现代军事理论，钱氏则是以中国传统兵学加以疏解。这种军事理论研究路径的开创者为蒋百里，1914年蒋百里发表《孙子新释》，在对“计篇”的阐释中融入了西方近代军事理论。此后，民国研究《孙子》者多取这一路径，如萧天石的《孙子战争理论之体系》、李浴日的《孙子兵法新研究》、徐庆誉的《孙子兵法与现代战争》等等。
在此基础上，钱基博的《孙子章句训义》议论入微、别开生面的研究方法则是“以新例证古义”。克劳塞维茨曾言“欲学兵法，只有读史”，自古军人研究兵法多从战例入手，而文人研究兵法多从词句入手。钱基博取武人之道，他的直接效仿对象是施利芬（Alfredvon Schlieffen）继承克劳塞维茨心法搜集古今速战速决之例所作的《坎尼之战》、杜佑的《通典·兵典》与唐顺之的《武编》。此外，钱基博还认为，阐述兵法之义当用最新战例，在“增订新战史例”中，钱基博“广搜战史，无征不信”——用马恩河战役释“强而避之”；以日本突袭珍珠港、德国进攻亚尔丁释“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一战德国的失败释“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辨析莱格里的包围论和郎格罗的包围论以释“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等等，对于战例的选择甚是精准巧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