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他（特朗普）确实把握了美国当前一些问题的所在，甚至通过各种方式暂时驾驭了民怨，但目前为止他没有拿出让公众信服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基本属于破而不立的状态。”刁大明说，“医改和减税的方案很难让民主党和中间选民接受，也很难说他有意愿来弥合这种分歧。他最近的表态，包括调整奥巴马时期对古巴的政策等，其实是在回应共和党选民的基本盘，这不是在弥合政治光谱，而是在固化本来的一些立场。”
“特朗普本身就是一次极化选举或者说分裂选举的产物，代表着一种更加极化、更加分裂的国家发展方向，无力实现社会团结。”
刁大明说。
对于工薪阶层的困境，特朗普的方案是重新拟定贸易协议，同时打击非法移民活动，这种做法能否阻止中产阶级滑落还不得而知，而已有分析指出，其“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报复，这样的报复将形成全球性的螺旋式下滑；对于特殊利益劫持华盛顿政策议程的情况，他也尚未提出任何制度性的解决方案。
自1月20日就职以来，外界目睹了特朗普在华盛顿政治生态下的水土不服和“莽撞”试探：幕僚们提出的政策屡屡受挫，白宫的对外口径时不时出现自相矛盾。今年早些时候，共和党国会参议员麦凯恩公开说：“白宫已经运作失灵，没有人知道谁在负责，也没有人知道谁在制定政策。”
具有悖论意义的是，有分析认为，特朗普可能加速奥巴马治下已经开启的趋势，即大幅度弱化美国在世界扮演的角色。所以，即使他的当选某种程度上是对美国意识到自己世界地位衰落的应对，结果却可能大大加剧这一衰落趋势。
关于美国政治体制的未来，福山持悲观的观点：
“一个衰败的体制无法整饬自身，因为那些根深蒂固的利益和思维方式阻碍了改革。”
对于特朗普来说，
推进政策的窗口期正在收窄。
有观察家预见，2018年中期选举之前，国会两党的争斗会越发激烈，“通俄门”即是例子。“希望拿回众议院的民主党会把‘通俄门’作为一个抓手，用它来收聚民众的注意力，动员选民。民主党也知道启动弹劾的可能性不大，但这样可以让特朗普政府分神应对，很难专注于推行政纲、兑现政治承诺。”刁大明分析说。
有人曾这样评论，在如今的美国国会中，最温和的共和党人也比最保守的民主党人保守很多。政治上所寻求的最大公约数，不但两党之间难寻，两党内部也莫衷一是。
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在两院共和党都占多数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在立法方面依然建树寥寥。
这样的党派争斗会造成什么后果？美国《外交》杂志在一篇名为《美国仍是民主的安全之地吗》的文章中进行了剖析。
首先会导致僵局。
随着两极化的加剧，国会通过的法律越来越少，导致重要问题无法解决。此种运转失常状态会削弱公众对各项政治制度的信任。反过来，僵局会促使总统采取擦边球的单边行动。感到受挫的总统会绕过国会行动。他会通过行政命令和其他单方措施扩大自身权力。
与此同时，两极化增加了国会对白宫进行监督的难度，因为其成员难以对行政部门的越权行为作出两党集体反应。
在同一党派控制国会和白宫时，议员们几乎毫无对总统进行严格监督的动机。两极化降低了国会中共和党人约束特朗普的可能性。
对于华盛顿陷入党争毫无作为的情况，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国会参议员本·萨斯说：“华盛顿就像在踢儿童足球赛，疯狂却毫无战略可言……所有的领导人，共和党、民主党、国会以及政府，都有必要超越新闻周期，做长远思考，为未来五到十年的政策挑战进行筹划。我们是打算重建公众信任还是进一步消解它呢？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该问的问题。”
如果回顾一下2016年11月8日的美国总统大选选票分布图，会发现红蓝（红色代表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选票，蓝色表示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选票）之间分界非常清晰，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多是蓝色，而美国乡村和内陆地区则被红色大面积覆盖。
这一分界直观展现出美国社会的分裂以及美国两党和选民在诸多公共议题上的两极立场。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杰夫·范达维尔在《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红蓝美国会开战吗？》一文中曾写道：“2016年大选之后，美国人中重新出现了激烈和日益扩大的分歧，这是美国自己的修昔底德陷阱：没有为了团结的共同努力，有着共同遗产却观点不同的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出对立的利益。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就是这样，美国人中的红蓝阵营也在出现这种情况，最糟的情况（战争）并不是全无可能。”
“爆发金融危机以来，政党利益上的撕裂和极化，正在下沉到美国社会大众阶层，在很多问题上势同水火。比较温和的中间选民数目确实越来越少了。”刁大明说。
他认为原因有两个
：
一是金融危机以来，社会议题的重要性在下降，发展议题重要性不断上升，就业、移民、医改、税改等议题更多地触及到了大众切身的利益，利益的相关导致了选民的极化。二是在美选举中，候选人通过社交媒体过度动员民众，社交媒体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强化并极化选民立场的作用。
选民立场的极化投射到上层就是议员立场的极化，旅美政治法律学者张军从选举制度方面分析了原因。他认为，美国现行的选举制度，包括选区的划分，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角力，两党存在激烈的竞争，最终很可能产生一名具有极端立场的议员。很难想象一名这样获得权力来源的议员，到了华盛顿会采取一个温和的立场，那下次选举他可能就要失去选票了。
人们看到的结果是，“美国在国家发展的重大关键议题上，出现了很明显的分裂，可能意味着这个国家陷入了一个很艰困的环境，或者到了一个选择的当口。”刁大明说。
面对特朗普及其代表的新现实，还有那些曾经被忽略的问题，美国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
年均增长2%：经济复苏缓慢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提名人选凯文·哈西特6月在参议院出席了其任命听证会。
哈西特现为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和国内政策研究主任，被认为是一名财税领域的专家，也是共和党阵营的一员老将。任命听证会前，哈西特已经得到包括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在内的44名经济学家的联名支持；听证会上，哈西特也获得共和、民主两党议员的肯定，被称为“令人尊敬的经济学家”。不出意外，哈西特会带着各方期望就任。
但是，哈西特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要真正推行经济改革，实现他所预期的经济增长，美国需要克服的难题很多。
6月14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在例行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1.00%至1.25%的水平。这是美联储自2015底开始货币政策正常化以来的第四次加息，也是今年的第二次。
通常而言，加息应视为美国经济向好的表现。但是，美联储当天发布的最新经济预测显示，2017年美国经济将增长2.2%，依旧不会真正摆脱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缓慢爬升的态势。
相关统计显示，受金融危机打击，美国经济2009年触底，此后缓慢回升。但到目前为止，美国经济增速从未超过3%，年均增长为2%，2016年的增长甚至回落至1.6%，远低于美国二战后经历过的10轮经济复苏4.3%的年均增长。
特朗普曾在美国大选电视辩论上指责说，美国当前的经济复苏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对此，鲜明支持民主党的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CNN）也不得不承认，特朗普的攻击“并非虚言”。
位于伊利诺伊州的哈特兰研究所2016年的一份研究显示，如果此轮经济复苏能够达到此前10轮复苏的平均水平，美国将比现在多600万个就业岗位，家庭平均年收入将比现在增加1.7万美元。
同
时，此轮经济复苏并没有充分惠及美国的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大部分的收益依然流向最富有阶层。
美国市长联合会2014年8月的一份报告显示，2005至2012年，美国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的收入增长占全国总收入增长的比重为60.6%；相反，收入最低的40%的家庭占其比重只有6.6%。美国市长联合会总裁凯文·约翰逊表示，美国的收入差距已经拉大到“令人担忧，必须采取应对措施”的地步。
哈特兰研究所的数据还显示，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年收入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内就下降了8%。到2016年初，美国的贫困率已升至14.8%，是1966年有该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值。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年底和2016年年中公布的两项研究也显示，不管是从人口数量还是从家庭收入看，中产阶级已不再是美国社会的“大多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6年6月公布的报告，也将贫富差距扩大以及贫困人口增加列为威胁美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四大挑战之一。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收入最高的一批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年收入是一名普通工人的300倍”，成为多位竞选人集中批评的现象。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7年3月发表的《2016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指出，2016年，美国社会两极分化更加严重，成年人全职工作比例创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中产阶级规模出现拐点式萎缩，底层民众生活境况日趋恶化。
对于美国经济遭遇的这般窘境，美国的经济学界还没能给出一致的确切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加剧是重要推手。
随着“婴儿潮”一代（1946年至1964年出生的人口）开始大规模退休，美国劳动力供给下降。
另一种解释是，作为经济增长重要推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
。2016年6月，美联储主席耶伦指出，过去几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已大幅放缓，2010年以来年均增幅不到0.5%。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的数据则显示，2011年到2015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幅只有0.34%，远低于1990年到2010年1.93%的水平。IMF总裁拉加德曾表示，生产率增速持续低迷已成为困扰美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