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鲍曼给人的孤单感，在思想之路上踽踽独行之感，一部分来自他对陷坑的敏锐。鲍曼一直坚持自己是波兰人，不提犹太人，这样做的好处是，他不必用一种“报仇雪恨”的笔触去做自己关于大屠杀的社会学研究，也不必因为缺少情感代入而被犹太人呼作“叛徒”。他讨厌那些“自任为死者代言的人”，也讨厌以色列的做法——它“力图用这段悲剧的历史来论证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将来想做点什么坏事，以色列人就可以振振有词地说“我们犹太人已经死过这么多了”等等。鲍曼厌恶这些冷酷的政治计算。选择做社会学家，写出书来，就可较不必牵涉民族立场、政治倾向，因为社会学的本职就是把人类发生的一切事都看作解剖台上的标本。
孤单感的另一个来源，就是他的弱者意识。鲍曼对自己的出身卑微简直太过清醒，有时几乎是在捍卫它，拿它当作一种个人的胜利。离开波兰时他是弱者，不被离开苏联时他也是弱者，在波兰他当了一阵子体制内的人，但随着他离开波兰去往西方，卑下的感觉扑面而来。雅妮娜曾经回忆说，他们在伦敦赶上了大削价，夫妇两个逛哈罗兹区，“毛皮大衣、精美瓷器、真皮沙发、昂贵的珠宝使我目瞪口呆”。鲍曼想买一份奶酪，可他一开口，店里的一个男主管就投来了轻蔑的目光。他拿了一份开了盖子的奶酪给雅妮娜：
“我惊惶至极，两腿缠斗。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但是鲍曼知道怎么做。他用波兰语轻声说‘拿着’、‘说可以’。我按照吩咐做了。那个令人畏惧的主管恶意地露齿一笑，把这该死的‘卡门贝干酪’用精美的纸包起来。但愿这种事永远不要发生。”
消费天堂让这对来自东欧的夫妇感到难受——不是因为买不起那么多好东西，而是因为切身感受到了不平等的伤害。后来，在鲍曼的著作里，我们发现消费主义给他的刺激远远超过了波兰的红色政权。东欧的异见分子初识西方，往往感慨其自由、富足、优越性，慢慢地才意识到了自己在这里的边缘位置，而鲍曼，他和太太一来到英国就被巨大的贫富分化给震惊了。天生的平等心理，让鲍曼爱惜起在波兰时的全民贫穷。
消费主义太强大了，一下子就让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退居二线。鲍曼写出了像1998年的《工作、消费、新穷人》这样的代表作，但是，尽管左派志向在心，可如今现在为穷人的未来书写，跟马克思那时有一整个无产阶级在背后撑腰的感觉不可同日而语。在1993年的《后现代伦理学》一书中，鲍曼已经提到，我们进入了后现代社会，人跟人之间容易产生拒绝的关系，穷人、弱者将越来越不容易得到帮助和接纳，而他们团结行动的成本也将十分高昂。
因为个体的日趋孤立，所以人们前所未有地在乎钱和权力。不忘初心的鲍曼走向一个跟滔天洪流作对的境地。他怎能不在孤独感中缓缓下陷？
鲍曼很少讲述自己的过去，因为一说贫穷的家史，受迫害的种族，一提波兰和苏联两个东欧的反犹重镇，别人充满“前理解”的大脑就会自动给他贴上标签。他对英国一代文学名家H.G.威尔斯很有感情，在威尔斯身上，他看到一种跟她自己相似的“错位感”：在自己国家他是个外来者，在党的内部他是异见分子，虽然执掌公事，但所行的事与自己是分开的——不论是物理上还是心理上，他都跟身边的人，同事也好，普通的波兰或犹太同胞也罢，有一段距离。
到了21世纪，鲍曼出书的速度可以用“疯狂”来形容，他似乎意识到，勤奋是克服衰老和孤独的不二法门，就像一只鸡蛋，为了能够直立在桌面上必须不停转动，不可稍歇。他写了一本又一本，“流动的现代性”，“液态世界”，一个又一个概念被他扔出来。2013年，我打开鲍曼的《此非日记》时，刚刚发生了新西兰有毒奶粉被紧急召回一事，正好印证了鲍曼的一个如今已成常识的观点：在“流动的现代性”控制的世界里，一件事的利害其实攸关所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