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是他广为流传的“
面包自由论
”。
胡适南行之后，曾多次对人说，吴晗可惜，走错了路。他这样说，是因为吴晗曾经是他的得意弟子，他不愿看着吴晗从此走上不归路。吴晗随后以接收大员的身份，掌控了北大、清华。意气风发时，越发认为胡适是典型的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是真正的“走错了路”。
师生都认为对方走错了路，结果如何，历史作了回答。只可惜答案对于吴晗太过惨酷了。
对这一对师生，历史是这样记录的：
1948年底，胡适离京南行后，受蒋公委托，以私人身份赴美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一做，就是10年。蒋政权逃离大陆后，胡适在美自谋生路。这么大一个知识分子，与其他人一样，填表求职，买米买面，其间苦痛，不足为外人道也。
1957年，蒋介石亲请胡适回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离美赴台。
1962年，当吴晗在北京副市长任上时，胡适在台北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一时，台湾大恸，
蒋公为之亲挽：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出殡之日，
台湾各界30万人为胡适自动执绋，备极哀荣
。成千成万人为他哀悼痛哭，泣不成声。从南京东路经过敦化路，松山到南港的路上人山人海，不论男女老幼，都站在路边向胡先生灵榇致敬。
胡适只会打麻将的小脚太太江冬秀看着如此壮观浩瀚，涌动不息的人潮，对长子胡祖望说：祖望啊，做人做到你爸爸这份上，不容易啊。
台湾人所以会对胡适先生有这样的情怀，是因为49年前后，当时所有重要的知识分子要么就留在大陆，要么就流亡海外。傅斯年主持台湾大学时，连教师都招不够，还是用从大陆史语所跟过来的研究员们当教授才解决了当时的困难。所以，以胡适当时的地位，在台湾非常困难的时候，愿意回台湾担任这个职务，主持中央研究院，
台湾的老百姓从心里觉得胡先生是认同我们的，
来支持我们的，对他非常感激。那种感激之情确实是发自内心的。
吴晗有一个革命的老婆叫袁震，袁是中共早期党员，是一个思想极激进，身体极虚弱的女人。吴和袁是姐弟恋，吴对袁的爱情，确实纯之又纯，因为袁震身体的缘故，据说连夫妻生活都是没有的。这样的爱情感动了当时的许多人。
在西南联大教书时，正处于八年抗战最艰苦的时段。作为教授，吴晗与他体弱多病的妻子和其他教授一样，过着贫病不堪的生活。自此时起，吴的人生道路，开始由袁震引领，为共产党开始工作并出了大力。后来的结果是，文革期间，吴晗因《海瑞罢官》开始受到批斗。继而又挖掘出建国前他写给老师胡适的信，这就变得更加严重了。妻子袁震也跟着被揪斗。
69年春，袁震因病被允许自劳改队回家看病。当晚，住在同院的万里送来一碗红豆粥以示慰问。想不到，
这碗粥竟成为袁震最后的晚餐。身体早已跨掉的袁震，当晚被只有10岁的养子和养女用平板车拉到医院，医院因其身份拒绝抢救
。凌晨，躺在医院大厅冰冷水泥地上的袁震撒手归天。死时，两眼半睁，死不瞑目。
新中国成立后，吴晗焕然一新。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就是他那段时间的写照。
1956年，吴晗找郭沫若、茅盾、邓拓等人，联名上书周恩来，要求挖掘十三陵中规模最大的永乐皇帝陵——长陵。很多专家坚决反对发掘行动，但是那时吴晗风头正健，时常出入毛主席的书房，最后决定拿出个定陵让吴晗“试掘”，长陵才算保存下来。
发掘定陵是吴晗一生最大的败笔。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真是一句辛辣的谶语，吴晗一生没有亲生子女，他后来种种不详的遭遇，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
1966年文革开始后，吴晗也没能逃脱文革的狂飚，其与胡适的书信，成为其投靠胡适的死证。他数次被迫跪在地上接受批斗，受尽羞辱：在关押期间，他的头发被拔光，胸部被打得积血，
69年10月，吴晗被斗死。死前未能见养子养女一眼，只留下一条满是血迹的裤子。
胡、吴师生的道路选择不是个例。那时，选择离开的必经过深思熟虑。留下如能相安无事，谁愿选择颠沛流离，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例如胡适、傅斯年、梅贻琦、钱穆、梁实秋等人。选择留下的，当时其实已经左倾，他们或者对国民政府彻底失望，或者对新政权抱极大的热情与期待。例如吴晗、冯友兰、陶孟和及后来大批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
只是没过几年，梦想就被击得粉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何以走到这一步？
执政党的原因我们不去谈它，
从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和行为来进行讨论，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依然只能靠别人恩赐而无法自己掌握。
—— 曾家的命运：是宿命还是因果 ——
曾家是指曾国藩及其兄弟和他们的后裔。曾国藩是晚清四大名臣之首，其《曾文正公家书》不知影响了多少国人。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这个家族，一辈子最讲究持家报国，思想多延及子孙后代。
49年后，曾氏家族两个熠熠闪光的人物曾昭抡与曾昭燏兄妹俩留在了大陆。
曾昭燏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1947年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代理主任。昭燏留在大陆，本来是认为如日中天的考古事业还是在大陆，是想为新中国建设贡献一份力量的。
哪曾想到，因其显赫的家世，昭燏生活和事业屡屡受到牵连。
1951年，大举清理阶级队伍时，按上级组织部门要求，昭燏仿李秀成兵败被俘所写的《李秀成供词》，写数万字供状式《自传》。不过，我实在想不通，她究竟为何如此做法。这是被逼而降还是心悦诚服？一个知识分子，大家之后，如此行事，我很难理解。
1957年反右，曾昭燏又屡屡被要求对自己的思想与经历进行深挖汇报。这时已不断有人对她的家庭出身，对她的曾祖爷爷辈平定太平天国，对她与傅斯年的关系开始夹枪夹棒的抨击。62年，四清和五反运动开始，“反革命历史家庭”这个定性让曾昭燏始终感觉利剑在喉，战战兢兢。至64年12月，国内政治气候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屡遭点名批判的曾昭燏经不住这巨大的压力，于南京灵谷塔跳塔身亡。
我相信，曾昭燏死前已心如草灰，心境颇似曾国藩晚年“心力交萃，但求速死”。
其跳楼前逗留沉思，想必各种想法交替出现，生死矛盾斗争不休。但其信仰已死，生无可恋。往细处推测，先是其共产主义信仰彻底破灭，其理想中的新中国早已如美丽的肥皂泡般在心中破灭，其在新中国的前途命运也已是黑暗一片。继而其少年时期所受的基督教对其的影响也完全失去，
在这个社会，她看得到自己的忏悔，却看不到社会的爱，宽恕和信义。对基督信仰的失去，使其自杀的想法没有了牵绊。
最终，我觉得对其死影响至深的还有佛、俗二道。在佛，她希望此一死，能够轮回。如有此轮回，她决不会再选择留在大陆。选择在灵谷塔自杀即为其想法的隐证。在俗，即因其家教，如果这也算一种信仰的话。她认为，再活下去，决不可能为家族增加任何光彩，而徒增家族之侮辱。故其决然一跳，决然赴死。
这是1949年后，
曾家留在大陆的后人第一位自杀者。
曾昭抡，曾昭燏的二哥，著名化学家，是中国最早参与原子弹研究的少数几个人之一。49年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
曾昭抡的夫人俞大絪，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其哥哥俞大维，曾任台湾国防部部长。俞部长，亦是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俞正声的堂叔。
1966年8月，俞大絪被红卫兵剥除上衣，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时年60岁。
50年代，她曾经受命向台湾喊话，对她哥哥做“统战工作”。当时还在北大燕东园的草坪上照了她家人的照片，要送到台湾去。没有想到，此后她自己却在此处受到野蛮攻击凌辱又服毒自杀在这里。
这是俞家第一位自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