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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会福利机构获知此事，立马通知她，“受伤不能从事劳动的，可以申请公援金。”不料却遭到臧健和再次拒绝，“吃救济会失去斗志，孩子做人也挺不直腰杆。”
养伤的那半年，9岁的大女儿带5岁的妹妹挤在病房窄窄的一条椅子上睡觉，晚上要起来三回，帮妈妈翻身、扶妈妈上厕所。
等1976年春天臧健和出院时，大女儿瘦成了皮包骨头，一米2的个头，50斤都不到，小女儿更是脸色发青，明显营养不良。
臧健和鼻子一酸，扭头去街头买了半斤肉，“回家包饺子！”小女儿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30个饺子一扫而光“妈妈包的饺子最香，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饺子。”
女儿的一番话让臧健和一下子回到30年前。6岁那年春节，外婆包饺子时在馅里藏着桂圆、莲子、红枣等不同“宝贝”，“吃到就有好运气！”
臧健和心里一动，“为何不在香港卖水饺？也许能够养活自己。”
也巧了，离家1000米不到的“湾仔码头”就是一个交通枢纽，早晚高峰总是人头攒动。于是当年夏天，臧健和就用几块旧木板钉了一辆木头车，正式成了码头上的一名小贩。
卖饺子第一天，臧健和连头都不敢抬，从家到湾仔码头只有20分钟路程，她却走了1个小时，“香港人能接受水饺吗?”
当晚的第一批顾客是5个年轻人，用粤语问，“卖什么？”臧健和连说带比划，“水饺。”结果一个女孩吃完后就跟同伴尖叫，“哇，好好吃呀！里面有莲子，我还要一碗。”最后那5个人每人要了两碗，臧健和第一笔10块钱的生意就此开胡！
从此，臧健和每天凌晨5点到早市买菜，7点在家拌饺子馅、擀饺子皮，到了下午1点，她准时推着小木车去湾仔码头摆摊，一直要忙到晚上12点，最后一班渡轮停了才回家。
而从摆摊第一天开始，臧健和就按护士的习惯，保持食品和器皿的清洁卫生“每天都用消毒水、漂白水清洁”。
回头客很快接踵而来。三个月以后，臧健和每天能赚到500多港币。不过，原来最担心的问题还是出现了“回头客都是来港打工的北方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和广东人很少”。
直到1978年秋天，臧健和看见一位广东模样的顾客吃完把饺子皮丢在碗里，她赶忙追上去问原因，“饺子皮厚得像棉被，怎么下得了口？”
香港与大陆口味差距如此之大！可是，要想在香港站住脚，就必须符合香港人的胃口。
为此，臧健吃遍了家附近的小吃店，回来就调配饺子馅的比例，最终调出肥瘦3、7分比例的馅子配方，“馅的味道鲜而不腻”。
同时，臧健和尝试用各个地方的面粉，一遍遍改良饺子皮，直到后来她找到兴凯湖的面粉，这才擀成又爽滑又筋道的薄皮子。
3个月后，那位顾客又来到湾仔码头，并连吃3碗水饺，心情大好，“好吃！好吃！”原来他是东方日报的驻港记者。回去后那哥们就写了一篇吃饺子心得，发表在了第二天的东方日报上。
结果当天下午，臧健和的木头车前就排起了2000米的长龙，很多人慕名从澳门赶过来，“就为了吃上一口水饺”。有顾客建议取个名字，于是“湾仔码头”横空出世。
1982年，表姐突然打来电话，“日本大丸公司的老板想来谈谈合作。”原来大丸老板的女儿也非常喜欢湾仔码头水饺，一口气可以吃20个，正是她向父亲推荐了湾仔码头。
要知道，大丸百货是日本最大的零售集团，在香港开了30多家连锁超市。老板提出公司化运作“建工厂，让水饺进超市”，条件是技术归大丸，用日本商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