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此举既可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又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利国利民。
但是毫无疑问，这就触及了豪强富户的根本利益，高利贷不但是一项重要收入，更是土地兼并的关键枢纽。要知道，在皇权不下乡的年代，地方豪强和地方官吏就是一道旋转门，他们都是一个统一的特殊利益集团。于是在基层各级官吏遍开始有意无意地破坏这一举措：“务以多散为功”，“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同时，官员们从中发现了另一条大发横财的道路，低息贷款演变成了官方的高利贷。朝廷规定取息2分，“而施行之际则不然也”，“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
以前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要有手续，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道道手续，都成了官员们捞取“好处费”的关卡。正如苏轼所说：“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涨，此臣所亲见。”
可以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就是来自于官僚集团或有意或无意识的抵制。有意识的抵制就是以破坏新法为目的，就是故意搞砸你，“扛着红旗反红旗”，这是政治斗争；无意识的抵制就是特权阶级无论怎样都能从政策中找漏洞，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毕竟他们才是真正的政策执行者，不管新法旧法，他们的利益总归是要满足的，这艘船沉不沉就再说吧。
就是因为王安石变法中许多政策损害了文官士大夫集团的利益，所以王安石在他们所记述的历史中，是以一个小人、奸臣的形象出现，一直到近代才有所改观。就是因为这些士大夫们掌握着话语权，损害他们利益的措施和人一定要添油加醋地大泼脏水，彻底踩在脚下不让翻案。
便如朱元璋这样的一代雄主，也难免会被士大夫们的历史“洗脑”，老朱一看见臣下提“理财”这两个字就炸毛，说“理财”都是王安石这样的大奸臣才会搞，为的就是盘剥民脂民膏，想把我大明帝国搞乱、民不聊生吗？张居正变法的时候也是频繁被骂是“当代王安石”，张居正还得再反驳里面加上一句臣绝不是王安石那样的。但其实按理说王安石为官可比张居正清廉多了。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王安石的：“在神宗皇帝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
我们再来看看取代宋朝的少数民族政权是如何“自我毁灭”的。当少数民族贵族取代了文官集团成为了食物链顶层的“特权阶级”时，他们的表现一样不出人意料：蒙元保留了许多游牧民族“民主制”的残余，大领主们在政策尤其是继承人方面有很高的话语权，于是每次皇位空出来的时候，都会看到好几个王子打来打去，这无疑对国家的稳定是一种大大的损害。元朝九十几年换了十几个皇帝，在历史上也就两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能比了。元朝不是传统的中央集权，所以到元末许多大领主都成为了地方军阀，不受朝廷节制，自然也不会出多大力气打农民军。
按理说元朝的低赋税在历史上都是出了名的，徭役政策也很宽松，但无奈地方领主太残暴、文官集团太腐败，低赋税的好处也落不到老百姓头上。所谓“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恐怕只是极少数的个例。否则也不会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红巾军绝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者，那是真活不下去了。要是能活下去“坐稳了奴隶的时代”，那就参考清朝。
朱元璋总结元朝过失：“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老朱这话要怎么理解呢，元朝法律及其宽松——不是对老百姓宽松，而是对统治阶级宽松，是对蒙古领主和文官集团宽松，宽松的法制加剧了吏治的腐败。而对于老百姓来说，在封建社会那种皇权不下县的独立王国，法制再怎么宽松也宽松不到他们头上。朱元璋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的铁腕整顿吏治恐怕是封建朝代绝无仅有的——对官员的法律严了，老百姓的日子也就好过了。也正因此明初虽然经历了如靖难之役这样全国性的战争，但依然保持了近一百年的盛世，朱元璋对于文官集团的压制功不可没。
普遍认为，张居正变法成功了，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关于成功失败的原因百年来争论不休。我说一点我的浅薄之见，张居正变法除了没有王安石那么激进，真正的要义不在“一条鞭法”，而在“考成法”。考成法讲“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用通俗点的语言来讲考成法就是：干得好就干，干不好就滚，至于你怎么才算干得好、到底用不用滚谁说了算？我，内阁首辅张居正，我是这个考成法的最终负责人。所以说张阁老就用这个考成法把整个文官集团的七寸攥在了自己手里，蛤，你想消极怠工？你想扛着红旗反红旗？你想借新法给自己敛财？不好意思，我张太岳，大明帝国的唯一独裁者，眼里可是揉不进沙子的。张居正在人事任免上和监察上独一无二的权力可是王安石没有的，这也是两次变法结局迥异的根源所在。然而张居正死后不出意外地遭到文官集团的清算，抄家、长子自杀、次子充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