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凭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所著的《经济学原理》只要70块钱不到，而比特币的大炒家李笑来却可以将《通往财富自由》的数字专栏定价到200块钱？
后者的价值真的是前者的三倍之多吗？
这是一个标准的鄙视链设问，与之相似的还有之前盛传的一则故事：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曾在一次出差时在候机区邂逅层层叠叠的举着「张杰」名牌的年轻男女，他以为科学家的地位突然提高了，竟然都有粉丝了，结果发现这群人是在给流行歌手张杰接机，于是科学家张杰自嘲的在满是自己名字的欢声雷动中蹭了一张照片，默默打车离开。
* 科学家张杰，和他身后的歌手张杰的粉丝
在政治正确的语境中，哀叹知识的没落和凋零永远市场长存，尤其是在经过树靶瞄准之后——比如以明星艺人的收入，来对比高校教授的工资——极易产生丑富怜贫式的愤慨。
若是承认内容付费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不将粉丝供养视为它的重要成分——那么和罗振宇处于同一座山脉里的所有掘金者都必须要考虑到如何实现商业正常化的效果，而不是在近乎于宗教式的揣度中含糊不清。
在罗振宇这里，他对于「得到」的作用定义，是将「知识产品化」的一间便利店，产品固然有着好坏之分，但它是否合乎用户心意，取决于场景的匹配程度，
就像百达翡丽的机械表必然工艺举世无双，但是顾客如果只是想要挑选一款可以让他今年夏天下水游泳的手表，那么可能一块防水性能足够的深圳产电子表就已经可以满足他的需求了。
罗振宇认为计较知识的含金量只会陷入无穷尽的循环悖论，「学习的本质就是反人性的，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克服方式，而商业的存在理由，就是按需提供商品。」
换句话说，知识本身的成就可以排列座次，爱因斯坦发表在《物理年鉴》上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对于科学业界的贡献一定要比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发行的《十万个为什么》高出好几万倍，「
但是你要让一个普通人对科学萌生兴趣，是应该给他读《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呢，还是让他读《十万个为什么》？
」
· · ·
「这个时代，需要产生符合碎片环境的学习方式。」
说出这句话时，罗振宇完全没有遮掩他时常自居的「商人」角色，他未必真心喜欢这种个人时间被数字生态切割得七零八散的生活方式，却以识时务者的反射性配合这个时代，把「得到」推向了风卷残云的雷暴中心。
与其说碎片化的反义词是整体化，不如说是结构化或是集中化，在刘易斯·芒福德看来，这是技术和文明之间的永恒冲突，工业时代的伟大发明其实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后者为人类赋予了精确测量时间的能力，同时也让人跌入了这个可以无限细分的陷阱里。
「
1850年之前，交通和通信方面的困难成了天然的过滤器。人们接收到的外界信息不会超过他们的处理能力。现在这种过滤器没有了，人们收到的外界信息越来越多，过日子的韵律被打断了。
」
当教徒可以经由《圣经》的印刷品感知上帝的时候，他也就被削弱了前往教堂亲历神父传道的欲望，当电话铃声不受主人约束的随时可以在书房里响起，工作和生活的连贯也就从此变得昂贵起来，早在八十多年前，刘易斯·芒福德就忧心忡忡的告诫社会，警惕这种臣服于精密机器的可能性。
如果让身为央视《对话》栏目制片人的罗振宇采访身为《罗辑思维》创始人的罗振宇，前者一定会向后者抛出来自知识分子的质疑：为何选择顺应这个世界滑向糟糕的边缘？而后者的回答则理应是：只有这么做，才能让世界不致于变得更加糟糕。
2015年年底，「得到」App上线，这款产品的初生面目，就像一本精美轻盈的杂志，横跨媒体和出版两端，负责减轻知识传递的厚度。当时的一项重点工作，是找到合适的编辑，去将已购入版权的重部头图书「挤掉水分」，提炼出两万字以内的「干货版」，并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吸引用户掏钱购买。
这个时期的「得到」，代表罗振宇「还没有想明白」的过渡阶段，同时期的他，还在尝试牵手Papi酱、胡辛束等「网红」，把投资也列进了公司的经营范畴。打破不温不火的僵局的，是罗振宇的一场主动断臂求生：
他意识到这种膨胀对于专注的伤害，以及公司依然处于创业季节的事实。
于是，公司清退所有投资项目，「得到」也进入回炉重造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