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对于
未来，北京行政中心的外迁除了并非科学的风水之外，并不会有大的问题。
因为全国各地，完全新建行政中心的城市比比皆是，所以北京迁走一部分行政中心和部门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对北京影响真正很大的是产业、教育、医院和企业总部，还有人口增长的限制，
这些都与北京千家万户的利益有着密切关系，而且都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范畴之内，相当部分已经确定是要外迁的。所以此刻的北京，再度陷入到历史的螺旋当中，必须要面对以往曾经竭力回避的一切。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从莽莽草原南麓上的边塞之城，到拥有每天1200个航班的世界级大都市，再到城市化高速增长以及庙堂之上的尖锐批判和沉重压力，北京在这样陀螺般旋转、濒临颠覆的时刻，如果依旧不能科学反思，那只能说是彻底的麻木不仁。可另外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三千万人口的城市，虽然
历史是非云集，但却难见真正严肃的科学反思
，有能力感叹、评论和吐槽的人很多，有能力、有兴趣做技术性反思和总结的学者却并不多见。没有办法，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研究学者，只好勉为其难，本着科学检讨的态度，提炼总结北京的城市发展逻辑，进而归结为
城市发展中的十大失误
，供大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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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没有正确认识政治对城市的影响
回顾北京城市发展历史，城市决策者和规划部门最常使用的籍口，就是北京这个城市受政治的影响太大，左右了城市的发展。
言外之意，北京今天的病症是政治的原因，而非城市决策者之过。
要说政治影响，北京的确存在，梁思成的遭遇众所周知，先是苏联规划思想的影响，再来是文化大革命，还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以及对“四化”的急切追求，政治影响始终存在。不过，应该 注意的是，北京
不应夸大这种政治影响，更不能作为城市规划失误的籍口。
2000年的北京，GDP总量只有3161亿元，到了2014年北京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2.13万亿。过去的政治影响再大，也只是在3161亿规模上的“影响”。如果说北京“摊大饼”，那时的“大饼”也就相当于三千多亿，只有约现在经济总量15%左右。所以，后来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与其说是政治影响的问题，还
不如说放任发展的问题。北京这张“大饼”，是在无 反思，无总结，在有其名无其实的学者和官员想象力的自由运作下，纵意而为之，甚至肆意而为之，以致后来居然蔓延式的发展到数万亿的规模。
所以，一定要说北京的城市发展有政治影响，那也是地方政治的影响，而不是中央政治的影响。这是北京需要反思的失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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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公交系统上得晚了
北京的公交系统在全国是领先的，无论是地铁，还是公交车辆，都是如此。不过，这种无根据自豪的比较是存在明显缺陷的，因为这是
与其他城市比较而言的“领先”，并不是与北京城市化的速度和需要比较而言的。
以北京的地铁为例，建设周期可以用2000年为界来划分。2000年以前，地铁是为军事服务的，甚至根本就是军管的，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还只有一个环。用日本人钱造的“复八线”，直到1999年末才通车使用。真正的地铁高潮发生在2000年后，那时的北京，因奥运会主办权的落地而赢得了高速发展的机会。问题是，2000年时北京的人口数量是多少呢？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381万人。所以，
地铁的发展速度虽然快，但依旧跟不上城市化的需要，公交系统还是上得晚了。
应该指出的还有一点是，北京的公交系统的问题远不仅仅是地铁系统的建设速度和规模。
北京地铁系统的设计也存在严重的问题，
其向心的空间导向非常明显，任何一个人站在北京的地铁图面前，都可以看到
这个城市只有一个核心，越逼近核心，线路越密集。
这样的设计与我们反思的北京城市问题完全背道而驰。这样的设计，仅仅考虑了城市人口的运输，而没有考虑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遗留的问题就是，一是人口潮汐运动将出现，上下班挤得要死；二是城市的核心区被锁定，空间结构的改变极为困难，
同时也意味着地铁投资的大量沉没。
公交系统通常是一个复合系统，轨道交通也远不是一个地铁，高效低价的有轨电车系统引进，早于2000年初期安邦咨询（ANBOUND）就向北京市政府提出过明确的建议。出租车系统的改革，安邦咨询（ANBOUND）同样也提出过明确的建议，但直到今天“专车”软件威胁出租车运营的情况出现，也未见有效的政策动作，可见政策操作之缓慢。而
城市公交系统管理政策的滞后，导致了人口相对于客观条件的过分集中，交通拥堵，城市病急性发作，导致了城市运营接近崩溃或是实质崩溃，
这是北京应检讨的第二个城市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