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如果一切最终都将流入这种美丽的绝望——如果邪恶无处不在、昂首前行（《七宗罪》如此有力地坚守着这种概念），如果人类总是无法从原始的泥泞中挣脱出来——那么我们就摆脱困境了：我们不需要评估自己是谁、在哪里、应该做什么，不需要思考这场表演的掌控者，以及这一切的缘由。
那种毫不退缩地观察暴力和痛苦的能力，通常被看作是一种评估世故与成熟的厌世指标——只要有了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看穿腐烂世界的姿态，我们就可以证明，我们尽可能不作为的做法是多么正确。
这种电影支持着我们作为消费者和公民的被动性，我们可以浸泡在自己的悲观中，仿佛洗着一个热水澡一般，抚弄着我们那酸涩的冷漠，仿佛它是一种更高级的智慧形态。我们不会将自己目前的状态，看作是少数西方权力基础的销蚀（这种状况可能反而会使整个世界受益），或是政府服务能力的下降，我们更倾向于将它看作是「文明的衰落」，因为这听起来要宏伟得多。
《七宗罪》
我们仍然沉浸在冷战的术语中，我们意识不到的是，共产主义（或是被冷战双方错误地认定为共产主义的东西）的崩溃，并不一定就意味着马克思是错误的，也不意味着我们就是正确的。（对于许多较小的国家来说，俄罗斯和美国在冷战期间及之后的相似之处，要比分歧更为引人注目。）在商业电影的制作中，新的思维方式处于长期匮乏的状态——除非将那些反复使用的概念称为「新思维」——更重要的是，这反映了一种僵化的商业政策，那就是最大限度地开发既有市场，而不是去探索任何新的市场，因为这意味着承担风险与创造力的需求。
在那些「过劳」的类型中，存在着一种电影，它将城市的荒芜，看作是一种超然的、狂喜的情境，它与形而上学的宿命论是紧密相连的。这种类型的成功之道在于，要让这一切看起来像是一种新鲜的想法，这也是《七宗罪》获得巨大成功的秘诀。
《七宗罪》
有些评论家认为，这部影片不过是陈词滥调，看起来也十分虚假。我认为，在剧情层面，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忽略了那些让这部影片取得巨大成就的东西。大体上来说，我们可以用风格层面的新鲜感和可信度来概括这一点，也就是说，特定演员和布景的外观与质感是非常恰当的。（例如，摩根·弗里曼扮演了一位疲倦的道德证人，他是一位濒临退休、患有失眠、精疲力竭的警探。再比如，我们可以看到空荡荡的城市公寓，高高的天花板上悬挂着数百种空气清新剂，床罩下还有一具备受折磨、瘦骨嶙峋、仍在呼吸的人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