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文骏论废名 | 走向人群：1930-1940年代文学实践中的《论语》资源

废名《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

晚清以后的中国进入“经典淡出”的时代，如罗志田所言，“不论在社会还是思想层面，以及新兴的学科体制层面，与‘读书’相关的一系列范畴都面临着重新规整的需要”[8]。纵观废名的教育经历，在入新式中学之前短暂的私塾时期，“读经”给他留下的只有不愉快的记忆。而当身为北大英语系学生的他以新文学创作成名之时，《论语》在知识分子之间已失去其曾有的至高地位，甚至在为新青年不取的“旧文化”中也乏人问津。“最近先秦子籍，益为学者重视，而《论语》转见芜弃，疑若俗学陋书，更无足观”[9]，《论语》的遭遇从钱穆的感慨中可见一斑。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废名隐居西山时突然悟得“鸟兽不可与同群”的意义，“仿佛也便懂得了孔子的一切”，[10]随即委托冯至购买何晏的《论语集解》，才构成了他阅读《论语》之真正开端。 和前辈知识人相比并无扎实的旧学根底的废名，是以新文学家的眼光来接近《论语》的。正是他在“读经”过程中对文学特质的敏锐把握，让经书从教条式释义的僵死状态中重获生机，也不再处于与现实的隔膜之中。

作为师生之间日常对话的记录，《论语》中孔门人物的“词令”让废名颇感亲切。他曾评价古代学者“不但不会读‘经’，也不会读‘传’。他们如果会读《左传》，看看古人对答词令之佳，他们就不会只在‘意义’里头去找了”[11]，无论读经抑或读传，“文”的意义上的“词令”之体味都是领会其意义的前提之一。孔门师生对答中的“神气”常博得废名的欣赏——他在引用孔子回答季文子的话之后说，“你看这个神气多可爱”[12]，在《陈亢》一文中用较大篇幅品读孔门弟子对话中体现的各自的“神气”，还曾对“子使漆雕开仕”一章评论道，“先生的神气在‘子说’二字传神，学生的神气便是这个‘斯’字传神”[13]，并由此谈及《论语》中其他几处“斯”的妙用。透过对文本中“词令”细节的精准把握和细致分析， 废名重建了孔门的问答情境，凸显了师生的性格特征。他在让“经”变得具体可感、平易近人的同时，也重构了读者与“经”的关系。 废名在黄梅中学同学录序中为学生留下提醒：“我们不要把‘孔门’看得高了，看得高便等于空中楼阁，不是真面目。这是世人不懂得孔子的原故。”[14]在《论语》被古代政权加之其上的崇高地位、意义枷锁和阅读规范消解之后，从“词令”切入的阅读方式提供了真正“懂得孔子”的可能。《坐飞机以后》中甚至有“这是多么可爱的记载，当乱世，很少有有德之人，莫须有先生常常喜欢读此种文字了，真是孔子的小品文，见圣人的胸怀”[15]之语，《论语》俨然已被纳入周作人所提倡的“小品文”序列。

废名对《论语》文体的评述并未止于与新文学创作潮流的比附。正如文坛上批量生产的小品文往往沦为末流，借《论语》迎合读者的审美趣味有落入轻浮和油滑之风险。在回应林语堂“周作人是公安派”一说的《关于派别》中，废名提出“散文的心情”一语，在更深的层次阐释《论语》文体承载的意义。他化用王国维提出的“隔”与“不隔”概念，指出后者是“诗”的特质，而前者则属于“散文”，《论语》的文章和周作人的散文都属于“隔”的一脉：“散文之极致大约便是‘隔’，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学不到的。”成为散文家或诗人，又取决于各人的性格与资质:“具散文的心情的人，不是从表现自己得快乐，他像一个教育家，循循善诱人……自己知道许多话说不出，也非不说出不可，其心情每见之于行事，行事与语言文字之表现不同，行事必及于人也。”[16]关于“散文心情”的“文字表现”，废名着力分析了《先进》篇中颜渊去世后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的记载。他详解了孔子“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的答语，指出其如何“有情有礼”。孔子在表达对颜回早逝如丧子般“哀恸”的同时，又以“礼”为约束不让“哀恸”溢出界限，既充分体谅颜路的心境又达到了以情动人的效果。在废名看来，这是只有超越“诗”的“自我表现”的“散文家”才能做到的。 “散文”和“心情”的结合揭示了“懂得孔子”不仅要靠知识或道理的输入，更需要情感的渐染和心境的接近。 废名在阅读中发现《论语》的言行记载所达到的感化作用是无法被基于理性的议论取代的，从而体会到孔子情感之深厚和用心之良苦，并明白了“礼”是“仁”的极致的道理。由此，“散文的心情”这一为了解释周作人散文“不切题”而被发明的词汇，事实上已经远远偏离了新文学诞生之际“散文”这一文体的意涵，它指代的其实是“仁”的心情，意味着抑制表现自我的冲动、以“教育家”为己任，并将儒者的关怀实现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 换言之，《论语》的文体本身即包含着对“及于人”的“行事”之召唤，它让伦理关系中的人成为废名的思考对象，也为其提供了自我审视的契机。

由“文章”入手，废名将文学家式的鉴赏落实到对《论语》体现的“文”“质”统一的揭示。1936年末，废名为《世界日报·明珠》撰写一系列简短文章，其中《孔门之文》一篇专门论述“文犹质也，质犹文也”的道理——《论语》中的“文”“质”论述并未将二者对立开来，而是强调其关系的不可分割，朴素而又充满人情味儿的“文”本身即是“君子的态度”的结晶。废名用孔子、孟子、宋儒言语中的纣王叙述相比较，发现“孔门与以后的儒家高下之别”[17]就在一个“文”字。当西方文学成为中国新文学形式与内容之范本、儒家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主将的判决中成为腐朽之物后，“孔门之文”的再发现，提供了一条衡审后世儒家得失、在现代中国重寻原始儒家精义之路径。废名对孔子由欣赏到信从，且通过“文章”的诠释探索复活孔门生活情境的方法，以期化解儒家面临的困局。与之相对，江绍原和“古史辨”派所代表的学术思路则并没有为“文”与“质”的贯通留下足够的空间。当“经”成为历史化的客观知识，“微言”中的“散文的心情”只能随之被遮蔽。 废名对同时代知识人的不满，实缘于借“文”“质”裂痕的弥补来挽救“古”“今”断裂的期待，而这种期待同时又推动着从传统出发的“民族”特殊性思考。从“文”“质”之思深入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之思，进而引出现代思想和现代文学“民族的自觉”如何实现的问题，是废名1930—1940年代由《论语》启发而形成的文学思想之内在逻辑。

废名书赠周作人联“微言欣其知之为诲，道心恻于人不胜天。”

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口号中，“赛先生”的提倡导致儒家经典的神圣地位不再不可怀疑，经书成为“科学”方法的研究对象；“德先生”则在政治层面彻底否定了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试图通过引入“民主”来使中国获得新生。“新文学”自诞生之际便与政治息息相关，多在社会价值层面包含破旧立新的诉求。1940年代的废名却认为：“今之学者，今之谈民主者，都是留学生，都住在都市里头，心目中都有外国选举竞选的模样，不知道中国社会是什么了，中国社会应该回到家族当中去竞选了，那里才真热心政治，政治与自己有切身的关系。”[18]废名对“今之谈民主者”的判断，与对以《论语》为主的儒家经典的政治内涵的掘发与解读有密切联系。 借由“文”与“质”的敏锐感受，他从《论语》中清理出一套逻辑体系，将孔子的片段式表达转化为系统的“政治哲学”论述。 [19]废名的“信而好古”从纸面和想象进入政治之维，缘于其民族危机时期的乡土经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废名从北平避居故乡黄梅。黄梅十年间，废名大多在乡间亲戚家借住，从小在县城成长的他因战争获得重识和融入乡土世界的契机。黄梅县城虽一度沦陷，乡间则始终有国民政府存在，此外犹有新四军活动，在县城周边的不同乡镇多次迁居的废名得到了观察时势并理解底层群众的绝佳窗口。《坐飞机以后》既是这段乡土经历的记录，又是废名政治理想的文学表达：在社会结构、政治伦理、治理方式等诸多层面，废名都将《论语》与自己所亲历的中国社会状况相结合进行阐发，小说叙议结合的文风正表征着废名1940年代文学实践的特异之处。与五四时期的多数作家或左翼作家一样，此时的废名极为重视文学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意义，但在其眼中“新文学”肩负的使命不再是新的政治体制的呼唤，毋宁是古老政治智慧的再度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