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藩自述：半个民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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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之后，各校开始复校，我们就又开始沿着原路回来。当时陈立夫并没有任命李书田做北洋大学的校长，但是李书田因为战前是北洋大学的院长，就自己跑回来主持北洋大学，自封院长。陈立夫根他说：战前是战前，战后要教育部任命的。但是他不管不顾，他跟陈立夫说：你陈立夫跟我是一个班的，我考第一，你考第二十五。陈立夫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当时宣称：平均分80分以上的才是我的学生，80分以下的我不要。当时，我有的科目可以拿到满分，但是有的科目，比如经济学，只能拿到60分，平均起来，79.5分。怎么办？我会写信呀，我给李书田写信，说明了情况。我说，李院长，重要的科目我都是一百分，但是像经济学这样的科目要慢慢学的。更何况，79.5，四舍五入，也是八十分。李书田给我回复，收了我这个学生。

写给胡适的信

大概是1947年，胡适在广播里讲《眼前文化的动向》，之前我听他讲了两三次，给他写了信。他回复了。那时候，蒋介石让他当总统，虽然是虚情假意，但是也不容易，他哪里有工夫见我？可是我去见他了，我穿着一个短裤，到东厂胡同一号，走进去，就见到了他。见到他，跟我见别人很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也说不出来，就像吴稚晖见到了孙中山一样，别人问他：“你干嘛那样敬佩孙中山？”吴稚晖说：“我就是觉得他伟大。”虽然我对胡先生的有些意见并不同意。

见这样的大人物，我并不觉得紧张，这是胡先生的高明。客气地握手，让我请坐，不过，胡先生很忙，我进去不到五分钟，贺麟先生去找他了，我只好出来。

大概是 1953 年，胡适到台湾去，发现我在台湾。他见到我，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问他：“从哪里回来？”胡适说：“从美国。”我说：“从台北到高雄我都买不起车票，怎么去美国？”

胡适怎么会认为我从美国回来呢？这就说来话长了。胡适从美国回来，要有一个秘书来为他打理日常的工作、给他安排日程。当时那个秘书是杨日旭，杨日旭是陈雪屏为胡适派的。陈雪屏当时是台湾教育厅的厅长。我和杨日旭是怎么认识的？听我慢慢给你说。当时我在编译馆做事，忽然有一天，杨日旭和编译馆的一拨人一起找到我，问我可不可以到陈雪屏家里吃饭。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他找我吃饭做什么呢？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大阔人找我吃饭啊。杨日旭给我解释：陈雪屏想办一个学生杂志，科学的栏目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主持，因为我是学工程的，就找到了我。所以请我吃饭，就这样去了陈雪屏家里去了，当时，余英时的太太还是个小孩，大概上中学？我们吃饭的时候，她跑来跑去的。

那天吃的是湖南菜，大家彼此推让，给彼此夹菜。我爱开玩笑，说：“如果筷子再长一点，给对面的人夹菜正合适。”大家哈哈大笑。

吃完饭，杂志就开张了。陈雪屏出钱。就这样我认识杨日旭，他是中央大学毕业的。

胡适从美国到了台湾，还是被一帮老人们包围着。我听说胡适到了台湾，我就在报纸上写文章，说胡适应该接触新的青年，了解青年的思想。胡先生在报纸上看到我的文章，就向杨日旭打听我。杨日旭说这是我朋友呀。就这样我又和胡先生见面了。这时离我们第一次见面已经五六年，当时留美是一种风尚呀，他就想当然认为我是从美国回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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