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当年无缘读到卞先生信中谈到的文稿，陶先生又是一笔带过，因而很快就淡忘了此事。近日机缘巧合，一睹《香港作家》改版号二十六期
（1992年11月15日，总第四十九期）
上卞之琳先生的《事实也许更有点意思》
（以下简称《事实》）
，一连读了好几遍，结果岂止是“有点意思”，而是收获极大——此文正是上述卞先生提及的“寄奉”陶然“审阅”的文章，但未见收录进卞先生身前、身后出版的所有著作！尽管无法得知刊出文章的题目，究竟是卞先生本人“试加题目，长了一点”的呢，还是“你们如能代我拟要给妥帖一点的供我选用，就更感激不尽了”的呢，有一点毋庸置疑，虽然卞先生自称此文是“独立性的随笔小文”，实际上是写给《香港作家》编者要求订正文章失实内容的信函，如此这般，确实如陶然先生所言，是卞先生对“当时小辈的真心客气”，当然也是对刊物的客气。不过，卞先生对所谓作家纪实类文字中的“失实”变为“史实”的担心，历经三十年之久，仍未过时，极富有先见之明，是研究卞先生生平史料乃至现当代作家传记史料的重要文献。虽然陶然先生也已于2019年3月9日去世，但祈望卞先生文章的手稿能被其后人妥善珍藏，有朝一日可以公开亮相。
《事实》一文的第一段，即卞之琳先生自称的“海阔天空的泛论”，谈及文人的回忆录“最不可靠”，存在刻意拔高，存心贬抑等状况。不过，文章并未从文人回忆录的不可靠或夸张深入下去，而是牵扯出一篇写他的小文章，“失实点随处都是”，让他难安缄默。此文就是发表在《香港作家》1992年改版号十八期
（1992年4月15日，总第四十二期）
上的《京华文坛三老》中描写卞之琳的“首篇文字”，作者为一个小青年，是“朋友家的孩子”、 “和我并不相熟”，“有写作才份的，只是目前显然没有抵挡得了时髦的不正趣味的诱惑”。
卞之琳先生在《事实》一文中指出：
就写我的这篇文字而论，首先错把我这个生活中并无光彩的平凡人物硬充舞台上的显眼角色，无意中诉诸扭曲、颠倒、“创造”、以假乱真的手法，文中写到的是有些真实的，例如我在他索赠书上写的两行字和请他读序的一句话，他借此发挥评论，也有点意思。我理解人家是“做”文章，倒是想抬举我，殊不知我偏不配“做”戏，至少目前还进不了派给我的角色。文章中失实点随处都是，虽然都是鸡毛蒜皮，无关宏旨，但是在作为纪实的文章中绘声绘影了，传开去，传下去，自会有好事的文史研究者坐享现成搜罗去，再七嘴八舌，重复三遍两遍，也就成了铁打的“史实”。
卞之琳先生自称平凡人物，不愿作舞台上的显眼角色，自然是谦词。他原本以为，失实“这种溃斑，是要经过些时日才会积久到洗刷不净的，且不去计较也罢，既免得像太珍惜自己的渺小形象，也免得挫伤年轻人文艺习作的积极性”，但问题在于，《京城文坛三老》这篇文章，“一再发表”——此前已见于北京出版的杂志，卞先生曾就失实部分向作者“提过口头抗议”，遗憾的是，作者略加修改后，又把文章投寄到了《香港作家》。对此，卞先生摆出事实，对“妙文”的“妙笔”作了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