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逝世：我们失去了最低调、有趣的富二代 | 咪咕悦读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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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洛克菲勒（左三）和他的父兄们

我感觉自己不适应的是社交。我不仅比我的大多数同班同学小1岁，而且我是在备受保护的环境里长大的，与同龄人在一起时不那么世故、那么轻松自如。我的哥哥们基本上不理睬我，因此我的大多数社会交往对象是成年人。事实上，我在跟公众人物或著名艺术家交谈的时候，比跟我的同龄人在一起感觉更加舒服。

……

我现在意识到，如果我曾经在寄宿学校读过书，就像许多有钱父母的儿子们那样，那么我就能成为这个我心里羡慕不已的集体的一部分——可是我当时感觉自己是如此地格格不入，而且我在哈佛的日子就会立刻变得更加欢快，当然一切也就会大不一样了。

但是，在将近 70年以后回忆这段日子时，我相信如果那样的话，我一生的经历也就不会那么有趣，或者那么有创造性了。由于被迫应对我在哈佛早期的不安全感，要挣扎着在学业上取得进步，并获得大家的认可，因此我变得思想更加开放，忍耐力更强。

年薪3500美元乘地铁的上班族

我在大通银行的头12年里——直到我于1957年当上了副董事长，每天都乘坐列克星顿大道的地铁上班。跟许多乘公交上下班的人一样，我学会了非常熟练地将报纸叠成长条，一只手拉着吊环，一边阅读报纸，同时用两条腿夹住公文包。

在高等教育和管理技能都不受重视的环境里，我并不将自己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广而告之，那样会显得很小气。但是，我的确向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提出，经济学博士学位本身意味着最低限度。

我不应当被要求必须参加银行那非常优秀的信贷培训计划，而不幸的是，他同意了。我已经30岁了，急切地想从事我的事业；我的脑子里装满了比分析盈亏表和收入报表更宏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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