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探路：国有金融机构治理变革的破局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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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29日，中国银行发布公告，刘进因职务变动，辞去副行长职务。但同日召开的董事会，批准刘进担任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企业文化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

这说明，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刘进在先后被任命为副行长、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后，又辞任副行长，成为专职的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

中国银行的这一人事调整，注定将成为公司治理变革的标志性事件。

这家百年老店率先打破传统治理框架，通过“副行长转任专职党委副书记—进入董事会任执行董事—辞去行政职务”的路径，完成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首个“专职副书记+执行董事”双轨制架构的搭建。

中行的模式是否会成为其他国有大型上市银行的通用模式？目前尚未有更多迹象佐证，其他大行尚未正式启动这项工作，中行在国有大行中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

这一动作也折射出了金融机构治理逻辑的深刻转向，更可能成为撬动整个行业变革的支点，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设立专职副书记。

一、中行模式的突破性：治理架构的“三维重构”

传统国有银行治理结构中，党委、董事会、管理层的三重角色常存在边界模糊。中行此次改革通过三个维度实现了突破：

1. 角色定位的精准切割

专职党委副书记剥离行政职务后，得以从日常经营中抽离，专注于党委决策与董事会战略的衔接。这种“去行政化”设计，既避免了“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可能导致的角色冲突，又确保了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的有机融合。

2. 董事会决策的强化

执行董事身份赋予专职副书记参与重大决策的法定权力，使其能在董事会层面直接传导党委意图。相较于监事会的监督职能，这一安排实现了从“事后监督”到“事前参与”的治理升级。

3. 人才通道的革新

内部晋升路径打破了金融央企“空降干部”的传统模式。中行副行长刘进的履新轨迹表明，具备一线经营经验的管理者正在成为党委决策层的核心力量，这为金融机构干部选拔提供了新范式。

二、与同业模式的对比：从“空降”到“内生”的治理哲学分野

与中信集团、光大集团等央企“外单位空降”专职副书记不同，中行模式呈现出三大差异：

维 度

中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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