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中国阶层格局变化的十大新特点

文章来源：朱光磊，韩林秀：《现阶段中国阶层格局变化的十大新特点》，《行政论坛》2024年第4期。

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是现阶段中国社会最基础、最深刻的变化。它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走向与公共政策制定。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重组的新阶段，在经历过20 世纪末期的“大分化、新组合”之后，阶层流动逐渐趋于平稳有序。在新的发展时期，改革开放的推动性力量继续存在，新技术与新产业革命为阶层分化持续注入新动力，同时，民营经济等新力量也在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整体上看，中国的社会成员流动仍然充满活力，社会结构变迁同国际发展状况逐渐接轨。毋庸置疑，随着中国的发展迈入新阶段，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都迈向更高层次，势必将更广阔范围的社会成员带入新的发展潮流之中。在不同力量的叠加影响下，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也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更加复杂，阶层发展状况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在中国，“工人阶级”在传统上主要是从政治生活的角度来使用的，主要用于分析人民政权的政治基础。工人阶级作为分析社会成员构成的一个基本概念，涵盖的社会成员非常广泛。它主要包括狭义的工人阶级、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军人和体制内的退休职工在一定程度上也都可以纳入工人阶级的范围。这个规模是很大的。当前，仅狭义的工人阶级，也即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就已经超过4亿人。无论是广义的工人阶级，抑或狭义的工人阶级，都已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涉及范围最广的群体。

这里重点分析的是狭义的工人阶级。在他们当中，白领阶层的数量随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而逐渐增长，但蓝领工人仍占主导地位，现阶段蓝领与白领工人之间的规模比约为2：1，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所在的最发达的都市圈白领员工比例要更高一些。蓝领阶层与白领阶层呈现“大融合、小差异”的发展趋势。随着知识的普及与机械化电气化的广泛应用，蓝领工人的素质得到显著提高，在工作环境、薪资待遇、劳动保障等方面与白领工人之间的差距正发生可见性的缩小。当前，“蓝白”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体力型蓝领工人与创造型白领工人在薪资收入和公共服务产品获取方面的差别。在蓝领工人内部，更为明显地分化为体力工人和技能工人两个群体，其中，体力工人即传统的蓝领工人阶层，通过体力和简单工具完成所需劳动，主要存在于搬运、装卸、装配、组装等重体力、高风险、低收益的劳动环节，集中于工程建筑、采矿冶炼、服装制造、仓储理货等工作领域。该群体主要源于农民工队伍，低学历是其主要特征。随着新技术的应用、智能制造和自动化技术的升级以及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这一群体的规模正在逐渐缩小，而技能工人队伍正逐渐扩大。技能工人不同于历史上存在过的手工业工人、手工业者和手工艺人，他们主要是依靠对机器设备的熟练操作来完成生产过程中高精度、高效率、高水平的精加工与产品装配工作。他们因为有一技之长，所以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较为稳定的工作岗位。在数字化和智能化等高度自动化设备的应用下，工作车间也更加整洁，因此他们的工作环境和劳动保护与体力型工人相比具有明显优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师徒关系已经逐渐被淘汰，职业院校与技工学校为技能工人队伍培育了大量的高质量人才，相应的技能等级考核标准也更加科学公正。在中国工业体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技能工人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劳动者队伍。根据《第九次中国职工状况调查（报告卷）》的信息，截至2021年年底，参与技能劳动的工人数量超过2亿人，占总就业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然而其中无技术等级的劳动工人占劳动人口总数的74.5%，高级工及以上水平的技能工人仅占5.4%。这一数据反映出中国技能工人队伍规模仍然偏小且质量不高的现状。

白领工人内部分化产生了技能白领群体。他们具有与传统白领工人一致的工作环境，同样在干净适宜的办公室区域进行相关劳动。与从事创造性工作的脑力白领劳动者不同的是，技能白领的岗位工作并不大需要他们进行独立的思考，甚至是排斥他们的个性化思维。他们与蓝领技能工人一样只需要执行上级交给的任务，甚至是按照规范流程执行即可，他们工作的主要内容是通过计算机、网络与电话完成相应的文字、图表以及简单的信息传递。从工作性质来看，他们与在工厂生产车间中操作机器按钮的蓝领技能工人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他们的工作依靠计算机、网络与电话。因此，这个群体的收入与蓝领技能工人相比并没有多大优势，甚至低于较高水平的技能工人。当前，刚入职的大学毕业生和多数无级别职工都属于这一阶层。在计算机和互联网普及化的今天，他们的工作越来越不需要特殊的岗位培训和学历积累，这是高学历职工对工作不满的深层次原因。由于其工作缺少场域要求，加班成为该群体在现阶段的重要特征。技能白领工人和技能蓝领工人在工作环境、薪酬待遇等方面的诸多相似之处使得蓝领与白领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中间群体队伍逐渐变得庞大，这有利于“蓝白”融合和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与完成现代化建设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白领阶层和技能蓝领阶层人数及占劳动人口的比例仍然偏小，蓝领工人尤其是体力工人与白领工人之间在社会认同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隔阂，有些潜在的错误认识不利于社会团结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当下，中国的广义农民已经形成了一个圈层结构，即由“农业劳动者”“农村居住人口”“农村户籍人口”所构成的交错叠加的三个“圈层”。截至2022年，这三个“圈层”对应的人口数量分别为1.77亿人、4.91亿人和6.73亿人。第一产业从业者队伍从1978年70.5%的劳动占比下降到2022年的24.1%，虽然下降幅度很大，但这一比例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10%以下的水平相比仍然偏高。受人均土地面积和耕地条件的限制，多数耕地的机械化水平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规模化、机械化的耕种作业趋势为传统农民群体的进一步分解提供了推动力；与此同时，城市化建设为劳动力人口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岗位、较高的薪酬和更便利的生活环境，拉动着农民向工人的转变。在一推一拉之间，传统农业劳动者正在以每年接近1000万人的规模持续减少。早期人口流动带来的农村人口“空心化”之类的社会问题，也将随着人口流动的高水平发展而逐步消解。一方面，进城务工人员生活稳定后会陆续将亲属接入城市生活；另一方面，随着农村务工经商人员的增多和城市建设发展，不少农村地区也将发展成为城镇，为人口向城镇流动提供了更多低成本的选择。

随着农村户籍圈层与农村居住圈层人口数量的不断减少，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规模将逐步趋于稳定，一个以职业农民为主体的新的农业劳动者阶层（狭义的农民阶层）已经开始形成。新型农业劳动者将农业劳动转变为一种职业，从业人员更为彻底地摆脱了“农民身份”的束缚。新型农业劳动者阶层成员未必出生在农村或农业劳动者家庭。当前，城市人口进驻农村地区开展新型农业生产活动已经初见端倪。参考发达国家的发展规律，新型农业劳动者的人均耕地面积较大，有利于开展机械化生产作业，并且他们有技术、懂管理、会经营，与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农村的社会生活条件、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水平，也会随着户籍制度改革而逐步得到进一步优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经济低迷等原因，城市化进程有所减缓，农民数量减少的速度有所下降，相较于2021年，2022年农业劳动者人口增加600万人左右，为近20年来首次反增。当前，全国正在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在这一政策的支持下，农业劳动者与农村居住人口的规模势必将在高水平的人口流动下进一步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