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罗马）
的狂热兴趣与日本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以及军国主义崛起是同步的，这背后有着更为深层的逻辑和动机。
“二战”之后，日本对古希腊的兴趣仍然浓厚，但因为之前阶段对古希腊的利用与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有密切关联，这导致战后一段时间的古希腊研究偏向文献学与一些当代关心的议题，同时古希腊也更多地以戏剧和前卫舞蹈、文学与影视作品等方式出现。尽管如此，吕康统计的一九五〇到二〇一〇年间日本出版的古希腊研究作品的数量仍然有九百余种，日本高等教育中古希腊语的教师人数超过了英国。从学术传统上看，“二战”后的日本学界对古希腊的关注和欧美学界基本同步，结构主义、性别研究以及哲学后现代思潮也都实现了同步，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研究课题。
总体来看，吕康在书中区分的这三个阶段主要还是聚焦在古希腊语和古希腊的著作直接来到日本的时段。但如果离开这个框架，将人类文明放在全球视角下来看，就会发现古希腊与日本的关系远早于十六世纪，并且这个事实在十九世纪就已经被美国东方学家发现了。一八七八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费诺罗萨
（Ernest Fenollosa）
前往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担任政治哲学与美学教授。一八八四年，费诺罗萨在奈良法隆寺看到一座尘封两个多世纪的观音像，他被观音像的精美震撼，并将其和古希腊的雕像进行比较：“从正面看，观音像并不显得特别高贵，但从侧面看它达到了希腊古风艺术的巅峰高度。”当看完法隆寺内的壁画后，费诺罗萨更加确定地断言：“我们几乎可以肯定
（这些壁画）
与希腊有着真实、虽然遥远的联系。”费诺罗萨在佛教艺术中看到与希腊艺术的相似性，如面部的造型、佛像发型中的螺旋形曲线等等，进而他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设想从古希腊到日本的文明传播路线：亚历山大大帝在西亚播下希腊艺术的种子，后经过巴克特里亚又将艺术传到犍陀罗，在那里与佛教艺术融合。希腊-印度艺术结合后在汉唐时期传入中国，最后到达日本。所以，日本艺术是希腊化影响的东方终点站。当时费诺罗萨还没有能力证明这一推测，而时至今日学界已经完成对希腊穿过亚洲大陆来到日本的线索的绘制。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费诺罗萨的助手和朋友冈仓天心也接受了他的观点，认为日本是丝绸之路的东端终点，保存了最好的希腊化艺术。
法隆寺壁画
如果将这一段故事放在十九世纪日本思想史中，就会发现当时的学者不仅会强调日本保存了最完整的希腊化艺术要素，还会将日本提升到和古希腊一样的文明史位置上。吕康在书中做过一个总结：“在日本人看来，古希腊更像亚洲文明，而非欧洲文明，它是酒神式的而非日神式的，古希腊人信仰的是泛神教而不是基督教，古希腊文化属于岛屿文化而非大陆文化。”也就是说，日本人会觉得自己和古希腊人更近，要理解其中的逻辑，就要看日本在现代国家构建中如何借用希腊来塑造自己的世界历史定位。
对于日本来说，在明治维新之后，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日本如何才能与西方列强比肩而立？日本在亚洲是什么位置？如果超出中国文明的视域，日本该如何在世界格局中拥有自己的地位？对于这些问题的方向性问答，我们比较熟悉福泽谕吉在一八八五年给出的具体回答：脱亚。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在日本人心中进一步丧失威信，一个现代的日本不仅需要有强大的国力，更需要在文明更迭之时创造一种不同于模仿者和学习者的意识形态。当日本开始构想自己在世界文明中的核心位置时，就必然要处理和西方文明发源地希腊的关联。
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在
《时事新报》上
发表《脱亚论》一文，
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藏（来源：asahi.com）
当时部分日本学者是从地理要素及习俗出发，力图证明古希腊和日本的相似性。日本地理学家志贺重昂就曾写道：“古希腊的地貌简直就是日本的再现。”这一判断的确也不是空穴来风，日本与古希腊都是岛屿星罗棋布，岛上都有连绵起伏的山脉，平原地区则人口过剩。类似的地理环境会塑造相似的习俗，古希腊和日本都不是一神信仰，而是多神信仰，这与后来的欧洲基督教传统都不一样，甚至日本武士道精神也被与古希腊的斯多葛主义相类比。这种类比有几重目的，一是将古希腊和欧洲的联系切断，将现代欧洲国家塑造自己文明叙事的优越性消解；二是论证古希腊与日本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将日本提升到与古希腊同等的文明高度。
同样注意到日本与地中海世界相似性的还有《柏拉图全集》的译者木村鹰太郎，他甚至给出了一个更为激进的故事，他将日本文明、古希腊文明以及近代欧洲文明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简单来说，在木村鹰太郎的版本中，日本不能只满足于独立的文明地位叙事，而要将日本写入世界文明起源的历史叙事中。二十世纪之交，当西方文明遇到危机后，木村鹰太郎给出的方案是要复兴西方古代的思想，而日本是最有资格承担这一任务的，这是因为“日本民族是古希腊人、古罗马人的一支，我们的语言、历史、宗教、社会、组织架构都是一脉相承的”。为了将日本塑造为现代文明的源头，木村鹰太郎在《日本太古史》中拒斥了将日本人说成是南方诸岛的后代，或者中国东北或蒙古地区居民后代，以及将日本人说成是雅利安人后裔的讲法，转而提出日本人的祖先来自亚美尼亚、迦勒底和亚述，他们创造了伟大的地中海文明，后来又向东方迁徙，在迁徙途中又孕育了印度文明，最后才迁徙定居到日本。这个版本与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传播路线有类似之处，但根本性的区别在于，这条路线上的文化播散的主体是日本民族。所以，日本是世界古代文明的创造者，日本天皇不仅能号令日本国民，也可以让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听命于他。
木村鹰太郎对日本民族的人种学论述并没有什么根据，但讲述这个故事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到了二十世纪初，京都学派的哲学家高山岩男则从人类文明类型的角度，用黑格尔的方法赋予日本文明以崇高地位。高山岩男撰写过《文化类型学研究》一书，以宏阔的视野研究了世界上的七大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基督教文明、佛教文明、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和日本文明。高山岩男认为古希腊是人类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民族也是最完美的民族，追求存在，是积极向上的文明形态。古印度文明则着重于虚无，是一种消极的哲学形态，更为关注跳出轮回，获得“永恒的死亡”。佛教诞生于古印度，但在传播的过程中与古希腊文明相结合，这样一来，追求虚无的哲学思想就融入了积极的要素，也正是这种融合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