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但这么做有几个坏处。首先，单纯讲经济，在北约内部发展美国之外的独立国家核力量是一种重复浪费。而且，核武器是很花钱的，把钱都花在核武器上了，常规防务力量能够获得的资源就少了。
第二，每个国家都有核武器，不代表这个国家就有一支可靠的核力量。一颗两颗核武器根本就不够，数量必须到一定规模，还要有合适的运载工具，否则这些核武器很容易被先发制人的攻击全数击毁在地面上，没法进行核报复。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小国家很可能在冲突一爆发的时候就把核武器先用出去，从而大大地增加了核战争爆发的几率。
第三，从指挥与控制的角度讲，如果大家都有核武器，那该怎么协调控制呢，威慑失误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假如发生苏联的威胁，前方的国家出于生存考虑，可能声色俱厉，拿着核武器虚声恫吓，苏联会不会被吓住不知道，但后方的北约国家很可能被前面的盟国吓住。一位美国官员坦陈：“我们之所以反对（欧洲）国家核力量的基本原因，与其说是他们不起作用，还不如说是我们并不希望违反我们的意愿的情况下被牵进一场核战争中去。”
（基辛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核难题》，载于戴维·阿布夏尔、理查德·艾伦主编：《国家安全——今后十年的政治、军事与经济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342-343页）
第四，当时还必须考虑到“德国问题”，德国要不要有核武器？德国虽然是新欧洲的栋梁之一，却也是被猜疑的对象。有一次基辛格面见戴高乐，戴高乐向其陈述他对未来欧洲的设想。基辛格请教戴高乐有何妙计来阻止德国人主宰他刚描绘的欧洲，戴高乐显然认为这个问题不值得多费唇舌详尽做答，只答道：“透过战争啊！”此时距离戴高乐与阿登纳签署德法永久友好条约不过六年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555页）
。有核武器的德国不仅会在欧洲国家内引起惊惧，也会让苏联和华约其他国家紧张万分，二战毕竟过去才没多少年。
最后，让大家都有核武器，说到底，就是承认对同盟没有信心。而一旦承认，大伙军心士气的沮丧也是不得了的。
还有一个虽不是问题，但却也不得不考虑到的因素——大家没有经验。“核武器是如此的威力巨大，而关于如何管理、控制和使用这种武器的国家以及国际经验是如此的有限，同其他有核国家进行谈判达成协议是如此的费劲，因此任何改变核现状的行动都让人忧心忡忡。”
（Michael Mandelbaum,
The Nuclear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Hiroshima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64）
总而言之，让大家都有核武器的想法虽好，但却仍然不是上策。
三
那当初北约是怎么渡过这个难关的？
关于这个问题，后人的答案不一。
第一个答案是说，东西方关系改善，外部压力减轻，让北约国家之间少了争吵。这主要指的是六十年代之后，美苏双方开始尝试接触妥协。从1963年开始的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开始，东西方陆续在1963年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8年又签订了核不扩散条约，1972年又重开限武谈判。1969年联邦德国提出了新东方政策，1972年起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战后欧洲边界问题开始得到解决，双方倾向于承认现状。
但是这个答案是肯定是有缺陷的。首先是时间不对。苏联对欧洲的核威胁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了，到五十年代晚期，由于赫鲁晓夫的大吹大擂，美国甚至产生了核优势已不在我的错觉，所谓“导弹差距”。如果说六十年代以后双方关系和缓导致北约得以保全，那么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这十年呢？再者说，有学者已经指出：“缓和，北约与华约之间的政治关系的改善，与其说是引起军事稳定的原因，不如说是军事稳定的后果。因为美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感到安全，它们才能够寻求同共产主义国家达成有限的和解。”
（Michael Mandelbaum,
The Nuclear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Hiroshima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71）
换句话说，缓和极有可能是果不是因。
这里还有第二个答案：之所以北约还能保持完整，美国的核保护承诺还得到认可，是因为其他的选择更不受欢迎。劳伦斯·弗里德曼在《核战略的演变》一书中的结论是：“绝大部分盟国宁愿忍受它们所已熟知的美国核保障的不确定性，也不愿意去忍受独立核力量所会带来的政治和战略上的不确定性。英国和法国都发现很难说他们拥有核武器以后在外交上获得了什么好处，至于在军事上又给它们带来了什么好处仍然只能是主观臆测的问题。”
（劳伦斯·弗里德曼著：《核战略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385页）
简单来说，欧洲国家搞自己的一套，并不是一个受到欢迎的选项。
这个答案同样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假如说欧洲国家只是迫于无奈接受现实的话（也就是说美国出核武器，它们出常规武装），那么他们对北约的承诺程度似乎应该有下降才对。但事实是，六十年代以后北约欧洲国家纷纷加大了对常规力量的投入
（John R. Oneal,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burden sharing in NA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
n 44.3[1990]: 379-402）
，北约内部的核争论也趋于停歇。
既然这两个答案都不能完全解释问题，我自己的猜想就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让欧洲国家的核担忧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答案是核分享——美国人把自己的核武器拿出来，以某种方式给予了欧洲国家以一定的控制这些武器的能力与名义。
四
美国有个网络数据库“国家安全电子档案”(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在2003年发布了一个专题，名为“美国核历史：导弹时代的核武器与政治，1955至1968年”，该专题里面有大量的解密档案。以下内容多是根据对这些档案的解读以及相关学者的论述糅合而成（下文中未作注解者，多来自于此解密档案）。
由于核武器那可怖的威力，美国人一开始的态度是：严格控制，严格保密。1945年9月的一份公共调查显示，被调查的七成公众和九成国会议员反对与其他国家分享核机密。一位参议员表示：“无限期地维持核机密是我今生首要的选择。”在政府内部，大部分官员也持同样态度。杜鲁门自己也说道：“在法纪荡然的世界里，原子弹如若失控，将造成极大的危险。”
（麦乔治·邦迪著：《美国核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183页）
英国虽然与美国共同研制核武器，但到了1945年11月，美国也终止了与英国除原材料领域以外的所有核合作。在整个杜鲁门政府期间，美国都坚决维持对核武器与核武器技术的垄断。
松动，是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的。1953年10月3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新的国家基本安全政策文件——NSC162/2。文件中记录了艾森豪威尔的意见，即“美国冷战的机会有赖于与自由世界国家结成可以信赖的联盟”。
这句话并不是后世那种虚言套词，而是艾森豪威尔的真实想法。1956年10月，当时的对外行动委员会主席哈罗德·史塔生（Harold Stassen）对艾森豪威尔说道，对美国利益最好的方式就是使欧洲保持虚弱和分裂状态，艾森豪威尔回答说：“弱者无法合作，弱者只能乞求。”
（Gunnar Skogm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uclear Dimension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2004, pp.30-31）
我们当然可以说，艾森豪威尔的这个回答是一种政治德性的表现，因为这是一种对“权力的诱惑”的克制。麦乔治·邦迪，日后是肯尼迪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有一个更闪烁着自由主义光芒的回答：“不是建立在同等权利上的同盟，而是单方面的依赖，对自由人的尊严和判断力都是有害的。”
（Geir Lundestad, E
mpire by integ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
1945-1997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7）
但在这里，我要解释的是，艾森豪威尔的政治德性是怎么跟他对现实政治、现实利益的考虑结合在一起的。
艾森豪威尔上台的时候，公开声称他“在经济事务上是保守派”
（小阿瑟·施莱辛格著：《美国共和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370-371页）。
在国内，他认为“政府过多的国防开支不仅会增加人民的负担，败坏人民的积极性，造成通货膨胀，而且会增加政府的控制，从而危及美国的自由社会”
（David L. Snead,
the Gaither Committee, Eisenhower and the Cold War
,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7-8）
。对冷战，他的想法跟乔治·凯南一样，认为其是一项长期事业。认为“美苏哪一方能使自己保持经济与军事力童之间的均衡，那么哪一方就能最终赢得冷战”
（Martin J. Medharst, E
isenhower’s War of Words, Rhetoric and Leadership
,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58）
。所以要削减防务开支才行。
那么，怎样才能减轻防务开支呢？艾森豪威尔的打算有两个：之一就是依靠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削减常规防务开支，这条路走下来就是所谓“大规模报复战略”——一旦苏联对欧洲开战，美国就会跳过常规防御阶段，直接用核武器进行全面还击。艾森豪威尔并不确信美国能够在第一次打击中解除苏联的核武装，也不是不理解核战争将会带来的巨大破坏 ，也不是相信核战争能够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所以他其实对核战争的可怕心知肚明，此不过虚声恫吓而已（艾森豪威尔觉得核武器主要是种心理武器）；之二就是要从欧洲撤军。艾森豪威尔不止一次地对其政府官员说，美国的海外驻军只是“临时的权宜之计”。艾森豪威尔还有次说：“我们不能成为一个现代罗马，像罗马人那样用我们的军团守卫着遥远的边界，这些边界，从政治上讲，不是我们的边界。”
（Marc Trachtenberg,
A Constructed Peace,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1945-1963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