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作为文教监区唯一和我关系和睦的职务犯，我取出私藏的枸杞准备分给他半袋，他说枸杞是好东西，对他的病有帮助，我便把一整袋都给了他。
杜平的父亲是中学校长，文革期间被批斗，常常带着黑白无常的高帽子被捉去游街。杜平母亲性子直，和红卫兵犯冲，头被剃成个秃瓢。
他的整个童年都充满了类似的不安。
杜平20岁的时候，父亲平反，升任县里的教育局党委书记，那时的杜平是刚刚返城的知青，被父亲安排进了县里某乡镇的地税所。
3年后，杜平被提拔为股级干部调到县里的国税局工作，到了29岁，又被提拔为副科级，升任国税局征收管理科科长。
36岁，杜平被调到城区的某税务分局任一把手。那年，他的父亲从副县长的位置退休，赶在退休之前，给儿子做了最后一次仕途安排。至此，杜平停留在正科级的职务上十几年，虽有几次调动，但都是未提拔的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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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途黯淡，杜平决定利用职务之便做暗商捞钱。
他的征税辖区里有一家茶餐厅，老板和他关系很好，在杜平的提议之下，老板对茶餐厅进行了改造和装修，把茶餐厅变成了一个高档的精品私菜馆。
杜平征税辖区里所有想找他办事的老板，都要事先来私菜馆吃上几顿饭，菜单里有一道1888元的位菜——极品燕窝，往往一桌饭吃下来，光这一道菜就要上万。
那一年，杜平在家乡的县城花80万购买了一栋别墅，这笔钱全来自于他在菜馆的干股分红。
做暗商的第二年，杜平收获了人生中最珍贵的东西：爱情。虽然当时他已经完整度过了“四十不惑”的十年，但还是被这个幼稚却充满诱惑的东西冲昏了头脑。杜平的妻子是在父亲的安排之下撮合的，相貌平平，有良好的家教，恪守着小县城知识分子的保守礼教，以及封建遗余的拘儒思想。
几十年的夫妻生活，虽挑不出什么毛病，但长久的寡淡日子却令杜平倍感憎恶，若不是两人共同拥有一个二十岁的女儿，他会完全认同官场流传的那句描述中年男人理想的玩笑话——升官、发财、死老婆。
私菜馆请了33岁的客户经理姚思思，一个高挑白皙的东北女人，身上还带着南方女人的温婉和细腻，令杜平着迷。姚思思要求杜平和妻子离婚，杜平说再赚几年钱，他就申请内退，那时候离婚就不受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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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杜平的女儿出国留学，他把原本给姚思思买房付首付的钱用作了女儿留学的费用。这件事情过去不久，杜平就被纪委叫去谈话了。
去了纪委约见的宾馆，杜平就再也没能回来。他被监视居住15天，烟、茶、饮食待遇面面俱到，唯一令他难受的是，看管他的人员不让他睡觉，每次他刚闭上眼睛，就有人粗暴地摇醒他。
15天后，他撑不住了，在审讯过程中，交代了自己帮助两家花木公司利用免税农业产品销售发票，与其辖区内某房产公司结算工程款逃税的事实经过，期间他收受贿赂，帮助该公司隐瞒，未征收该公司税款161万余元。
进了看守所之后，他妻子找关系入所来看他，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被那个狐狸精害了呀！你也害了我！害了女儿！”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杜平为此很失落，被心爱的女人背叛是一种极致的痛苦。可随着时间的推移，痛苦的感受被逐渐延长，他还是恢复了对姚思思的思慕和眷恋。
他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刚刚在判决书的法院印章之下按下鲜红的拇指印，又在妻子的离婚协议书上留下同样的一枚。
年过半百，两枚拇指印，铁证无疑般证明着杜平失败而又颓丧的前半生。唯一值得他留念的，就是和姚思思同处的那段美妙时光。
杜平投改服刑之后，并没有直接分到文教监区，而是分配到了15监区的库房改造。
15监区的库房主要是存放机床监区生产配件的功能性监区，里面昏暗沉闷，老式的金属配件上腐锈斑驳，新式的配件上遍布油垢。杜平的年纪偏大，将这些沉重肮脏的东西入库，非常吃力，尽管这个劳动岗位已经是较为轻松的“雅活”，但他还是一心盘算着调岗。
而调岗，则需要找门路托关系。
2003年之前，监狱的犯人之间流传着调岗的价码，调到伙房5000，留在入监队当组长7000，小岗3000，调度（生产大组长）10000……那个时候，只要家里肯出钱，犯人找关系很容易。
杜平服刑时间是在2010年，普通犯人想要找关系，已变得极其困难。但杜平混迹官场多年，门路很广，虽是异地服刑，但还是找到了可以关照到他的官员。
于是，在库房服刑后不久，杜平便被调入文教监区。
在文教的改造生活相对安逸得多，不仅没有体力劳动的担忧，参照以往文教职务犯的减刑幅度，只要杜平的实际服刑时间大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他就可以通过假释走出监狱高墙。
杜平的情绪因此很平稳，每天出工之后就看书练字，全把刑期当作学期。这种平稳的服刑生活持续了大概一年之久。
那时候，我也已经在出监监区的321小组住了小一年。眼见着形形色色的出监犯从321小组一批批刑满，有的令我印象深刻，有的丝毫禁不起回忆。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和职务犯们住在一起了，我有了自己的小天地，得到了一个老犯的待遇。
冬末春初，监狱里萧条的水杉木上蒙着薄薄的一层绿色。监狱医院里挤满了患有流感的犯人，等待就医的犯人们表情轻松，一场幸运的感冒足够他们获得一段免于劳动的自由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