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国家宝藏”，他们为中国科技“铸魂”

半月谈 · 公众号 · 政治 · 2025-05-30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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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三楼一角关于“采集工程”介绍的“迷你”展。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牧鸣摄

这个看不见“热火朝天施工场面”的大国工程，2009年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科协联合中组部等11个部委共同组织实施。15年来，已先后启动700多位科学家的资料采集工作，获得实物原件15.9万件、数字化资料45.6万件、视频资料50.3万分钟、音频资料59.6万分钟，涵盖了中国科学家的书信、手稿、科学仪器、著作、音视频和记录中国科技发展重大事件的相关文物、文献等珍贵史料。

“这个‘工程’的启动既是酝酿已久，也是机缘巧合。”从立项到跟进，直至现在都一直参与其中的孟令耘回忆。

2009年5月，中国科协对两院院士年龄情况进行了一次摸底调查。结果显示，当时中科院院士在世687人，平均年龄74.8岁；工程院院士在世712人，平均年龄73.5岁；每年去世的院士在20人左右，平均每个月就有两位院士离世。

老科学家是共和国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是中国现当代科技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们的学术成长历程本身就是科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位老科学家的离世都是其所在领域的重大损失，而相关资料的散失也是科技史研究的缺憾。

时任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部长的王春法提出一个想法：老一辈科学家很多已是90多岁高龄，如果再不及时抢救发掘他们的珍贵资料，后人研究共和国科技史时，比如某个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哪些人在关键节点发挥了什么作用，很多细节就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了。

说干就干，王春法组织起草了一篇题为《老科学家学术成长历史资料亟待抢救》的专题调研报告上报国务院，很快获批实施。采集工程2009年当年即拉开序幕。

如今，这份触发共和国科技史修史工程的三千字报告，首页复印件就静静躺在博物馆三层的展板上，仿佛是带着我们穿越“时空裂隙”的“月光宝盒”。

白手起家

可是资料由谁采集？怎么采集？如何保存？没有先例可循。

这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孟令耘介绍，团队组织了科技史、图书馆、科技政策等方面的专家，用5个月的时间讨论研究出17项采集工程的标准、流程、规范等制度文件，包括怎么组建采集小组，怎么培训，采集到的资料怎么归档、编目，音视频使用什么标准、格式，整理出来的资料怎么保存、利用，以及知识产权等问题。文件经2017年再次修订，现已成为国内人物，特别是科技人物信息采集业内公认的标准和流程。

按照这个标准和流程，每个采集小组对应一位老科学家，小组人员搭配科学合理：要有老科学家身边比较亲近的人，比如亲属、秘书或者学生，方便沟通和获取资料；必须有科技史方面的专家，对资料的科学性进行审定；还要有档案专家，对资料进行编目和规范整理；以及音视频拍摄人员等。

采集的最后成果，要形成一份15万字左右的学术性研究报告。而现已正式出版的180多部传记丛书，均成为记录共和国各个学科、各门工程技术发展历程的基础文献。

在博物馆“采集工程”展厅，一整面墙的书架上，已出版的科学家传记静待读者。与之遥相呼应，这套丛书也正摆在中科院图书馆“科技自立自强”专题文献展的醒目位置。

科学家博物馆三层展厅中摆放采集工程传记丛书的“书墙”。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牧鸣摄

“这一丰富而庞大的学术成长资料库，有助于研究者厘清中国科技界的学术传承脉络，是共和国科技史的宝贵财富。”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主任张藜是采集工程首席科学家，“陪伴”采集工程15年的她，一度放下自己的学术研究，一个个地打电话，一家家地上门拜访，一次次地向老科学家和家属们保证：国家一定会好好保管捐赠的实物原件，一定会建一个平台永久珍藏。

“就是这样琐碎地收集、细致地整理、精心地挖掘，目前共发动全国500多家单位参与，超过5000名采集人员投身其中，接续15年的努力，才有今天的成果。”孟令耘说。

孟令耘向记者讲述了已于2020年去世的专家组成员樊洪业先生的故事。他是中国近现代科学史方面的大家，曾花费十几年时间整理编撰了24卷《竺可桢全集》。樊洪业陪伴采集工程整整十年，在每一次采集小组的评审会上，总是提出尖锐但极其中肯的修改意见。他是“采集工程最年长的志愿者”。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几近失明，还是坚持把装有手稿资料的笔记本电脑拿到跟前，调大字号逐字逐句审看，让我们非常感动。正因为有一批把这项工作作为毕生事业追求的专家，才使采集工程15年来保持一贯的高学术水准。”孟令耘说。

采集工程也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很多老科学家深受感染也时有收获。“中国稀土之父”徐光宪院士说：“她们往往早上来，工作到中午，出去简单午餐后又来工作。请她们在我家便餐，总是辞谢。她们辛劳勤奋的敬业精神使我深受感动。”徐院士觉得，采集小组整理的好多资料比自己知道的还要详尽，甚至激活了他一些模糊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