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事实上，哪怕已经丰衣足食、财务自由，查尔斯依然清晰地记得挨饿的日子。
他记得自己拣“碳花儿”(成都方言：煤碳渣)的童年。7岁那年，“三年自然灾害”刚结束，家里六兄妹都吃不饱饭。查尔斯和三哥一起，每天凌晨步行10多里路(1里=500米)，去成都的八里庄煤场拣“碳花儿”卖。两兄弟分工明确：三哥和他的同学负责去抢运煤的蒸汽火车上抛洒下来的碳渣，查尔斯负责看装碳渣的筐和包。天亮后，两人再说服架架车(成都方言：板车)帮他们把碳渣运进城里卖给小吃店的老板。
拣“碳花儿”的生意半偷半抢，难以长久，终于有一次兄弟俩被人抓住，还被没收了“作案”工具——一个军用帆布背包。为了让六兄妹吃饱饭，查尔斯的妈妈又想出一招，就是自己做锅盔(成都小吃：类烧饼)，让查尔斯和三哥搭电车去火车北站附近兜售。
小小年纪的查尔斯和哥哥不得不学会一边跟顾客打招呼，一边跟潜在的饥民周旋，保护他自己和锅盔——以免遭偷抢。
儿时吃过的这些苦，让查尔斯对后来得到的一切都“相当地珍惜”。
“文革”里，查尔斯亲眼目睹曾参加国民党又去过台湾的父亲遭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见到人性最丑陋的一面。现在想起来他依然“心有余悸”。这段时间，他以生病为由，“赖”在城里，打各式各样的零时工。
“我做过建筑工地的砖工、抹灰工、钢筋工、混凝土工等，但最多的时间还是做工地小工、炊事员助理、挖土工等杂工。后来去了建筑公司的水电队，做了钣金工、钳工。一次在钻床上钻孔时，手被卷了进去，差点酿成大祸。”他伸出左手给我看，食指和中指依然不能完全正常活动。
同样在“文革”期间，查尔斯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他读《毛泽东选集》，读前苏联和欧洲其它国家的小说，读父亲默写的古诗词——直到今天，他还能一字不漏地背完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
1977年，中国恢复由于“文革”而中断10年的高考。查尔斯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1978年，他别出心裁地报了美术专业，结果落选。在母亲的鼓励和敦促下，查尔斯第二年又考了一次。为了准备考背功的科目，他把内容写在卡片上，卡在自行车的龙头上面，一边骑车，一边背诵。
死记硬背查尔斯不怕。数学对他来说就难了。1979年，查尔斯数学只考了15分(满分100)。即便如此，他的分数让他顺利地进入了当时的四川财经学院(现在的西南财经大学)。
“这是我人生很大的转折。”查尔斯说。
2、我比巴菲特买得还低
从四川财经学院毕业后，查尔斯进入银行系统工作。经过坎坷的青少年，他的人生进入“一帆风顺”的状态。
“我(工作)一年就当科长，三年当处长，还下派到当时的万县市当副市长。”查尔斯说。
这个信息让我着实吃了一惊，因为眼前的查尔斯，无论是外表、气质还是谈吐，与大部分我曾经打过交道的“领导”们，实在是大相径庭。
1993年初，查尔斯来到香港。最开始，他做电子零件的进口贸易生意：从海外进口零件，重新分装后卖到内地。那让查尔斯赚到了第一桶金。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袭来。查尔斯开始尝试投资港股，他坦言这是自己“财富人生的开始”。
“我那时运气好，正好有钱。”查尔斯在1998年恒生指数6000来点的时候入市。他记得香港ZF入市是8000多点。
为了对抗以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为代表的炒家，稳定香港金融市场，香港ZF于1998年动用外汇投入股市，最终投入约1200亿港元购入港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