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伪满洲国务院
即使他留心窗外，也不会看到什么新鲜景致。那座日后号称最现代化的城市，当时还是南满铁路附属地与长春旧城之间的村庄和田地。溥仪的“行宫”是旧城里的前清吉长道尹衙门，“在长春算不上是最宽敞的地方，而且破旧不堪，据说因为时间过于仓促，只好暂时将就着”。
3月9日，溥仪在长春举行“就职典礼”，次日宣布定都长春。3月14日，伪满政府公告将长春改称“新京”。4月，“国都建设局”在长春挂出牌子，推翻满清20年后的中华大地上，竟然又冒出了个“帝都”。
傀儡政权的首都建设怎能自己做主？主持新京建设的机构共有三方：关东军特务部、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调查会和国都建设局。伪满洲国是关东军的私生子，新京又是预定的军部驻地，自然分外上心。关东军参谋次长冈村宁次少将、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等武夫也亲自参与新京规划，与一众文官、技术人员争论不停。
伪满洲日本大使馆
最终决定，新京城市规划为控制区域200平方公里、城区建设100平方公里，近期规划人口50万。在当时的中国，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不过北平、上海、南京、广州、天津五座，平地起高楼的新京已经不算小了。
1932年7月，在预定作为城市中心的“大同广场”举行了奠基典礼。出席典礼的日伪官员都是一副奇怪的模样：身上衣冠楚楚，却一个个挽起裤腿，光着双脚。原来这一片区域没有道路，前日下雨后地面成为泥潭，与会者连长筒雨靴都陷进去拔不出来了。
预订建设“新京”的区域虽是田野，却都是有主土地，日伪政权也只能花钱征地。不过，关东军武夫颇有小聪明，早在1932年2月就通过伪吉林省政府下令冻结了长春方圆40公里土地交易。日本驻长春领事馆、满铁长春办事处意识到此举将使他们错失圈地良机，纷纷斥责关东军“马鹿野郎”。
“国都建设局”建设新京的方法在今天已成经典：低价征地，规划整理之后卖地挣钱。因为土地交易冻结，加上所给地价还算不低，没有动用日伪军强拆就完成了预计的征地范围。据统计，新京第一期建设成型时，共收购土地107.6平方公里，支付1057万日元，但卖出了80.4平方公里，收获高达3340万日元。
国都建设局在日本官员主持下，吸取了日本城市规划建设的经验教训，并请来曾任东京都知事和关东大地震后东京重建规划机构“帝都复兴院”总裁的后藤新平参与指导。新京的不仅规划建设皇宫、政府机关大楼、公园、广场，还有高尔夫球场、赛马场和面积达2平方公里的人造湖。
伪满洲大同大街
同时，为未来发展做出相当程度的预留，从皇宫延伸出来的轴心道路顺天大街宽度达到60米，城市骨干道大同大街、新安大街也有54米宽，甚至为初期规划只有50万人的城市，准备了一座容纳40万人的“协和广场”。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规划并非纸上谈兵，大部分都落实了。
新京虽然由侵略者主持建设，但规划思路颇为新锐，八十年来一直得到肯定。2009年，长春官方“地情丛书”中的《长春，以共和国的名义》一书中，仍然对新京是亚洲第一个全面普及管道煤气的城市、第一个主干道电线入地的城市、第一个全面普及抽水马桶的城市和第一个规划地铁的城市津津乐道。
伪满洲国以“五族共和的王道乐土”自居，自然也要在新京风貌，特别是新京各部官衙建筑上体现这种意识形态。
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佐野利器有日本现代建筑先驱的美誉，他当时也是国都建设局的顾问，对新京建筑提出的意见是“虽说其内部应以方便为主，外形应以质朴为宜，但是，鄙人还是希望以满洲的氛围为基调”。
究竟什么是“满洲的氛围”，建筑师心里也没有底，只好从日本本土照抄照搬。当时的日本已经形成了西洋建筑加和式屋顶的“帝冠式”建筑，腾挪到新京，将屋顶式样模仿中式宫殿调整之后，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兴亚式”建筑。此外，还有一些具有蒙古、朝鲜风格的建筑。
日本建筑师对这些在伪满兴建起来的新式建筑颇为不屑，战后设计过京都塔、日本武道馆的建筑师山田守就评论“在日本只能拿到预算为1万多日元项目的人，到那边却去做50万日元的项目，水平又能高到哪里去呢？”。
负责伪满中央银行的建筑师西村好时也有同样观点，他将这座大楼设计成了立柱包围的正统西洋式会堂建筑。他回忆“当时的要求是，将中央银行设计成一个像样的银行，因此，就设计成那个样子”。至于所谓“满洲国的概念”，西村承认“一点也没有……”。
但是，“兴亚式”建筑相当符合日伪官员意识形态的需要，不仅伪满“八大部”都是这种风格，连伪满“本生父”关东军在新京的几座建筑也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伪满时代的建筑风格也得到了中国人某种程度上的认可，一直使用到了今天，甚至成为长春的城市地标，关东军司令部日后成为吉林省委驻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