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作为西方现代哲学的重要奠基者，笛卡尔曾提出一个哲学“知识树”的比喻：“哲学好像一棵树，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从树干上生出的树枝是其他一切学问，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即医学、机械学和道德学……”。我们由此可以看到，笛卡尔看似抽象的思辨哲学，最终有一个实践的目标，而且尤其突出的是其实用的、技术性的目标。其中，医学和机械学的后续发展所达到的水准，应该远远超出了他当时的想象。撇开如今的基因工程及其伦理问题不谈，就机械学而论，人类社会已经由机械化经过自动化、信息化，迈进了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阶段。当然，考虑到笛卡尔试图以普遍数学为全部知识奠基的抱负，后世以二进制语言为基础的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本文用“数字化”来指代这一技术发展的状况与趋势），其实是在他所铺就的轨道上展开的，而且仍在日新月异地向前推进。
我们已然身处一个数字化的现实，并开始面对一个更为深广的数字化未来而欢呼，或忧虑。欢呼者，数字化进展所彰显的人的主体性及其对世界的掌控，如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的开创者们所愿——实际上是超乎所愿。但作为公共哲学与公共治理层面的讨论，本文主要关注的是数字化未来令人忧虑的方面。当然，对现代科学，尤其是对其技术化取向表达忧虑或批判，在西方早就成了一个哲学传统。这个传统最为深刻的方面在于，它让人们认识到技术绝对不是单纯的、中性的工具，而是能动地、系统性地支配社会和改造人性的力量。在这方面，国内有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最具代表性的观点：现代技术让我们置身一个以资本为动力、以科学为依据，以技术为实现的“资本-科学-技术”系统之中，它带来的不只是伦理风险，而且是人性风险。
通常说来，笛卡尔所说的医学的后续发展，当其与遗传学、生物工程关联在一起，特别是当其突破辅助、治疗而走向对生命的“优化”、“增强”的方向时，对现代技术的人性风险便有了最直观的呈现。但在数字化过程中，伦理与人性的双重风险也既深且广。本文将聚焦数字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深陷其中的无力、无私和无用状态。无力与无私高度相关，因此，我将在第二、三部分分别探讨无力与无私之后，在第四部分讨论缓解这两种状态的可能。文章第五部分将揭示无用状态的不可避免性，并提出我们因此需要一种替代性的社会-伦理想象。这一写作思路已经可以表明，本文虽然着重关注的是数字化未来的暗面，但它不是单纯的悲观主义，而是有其建设性的维度。
所谓无力，既指字面意义上的无权力，也包括更一般意义上的缺乏决定自己生活的力量，包括内在力量。现代哲学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取向，首先就表现在它对于主体内在力量的确信，并由此引申出对自己生活以及社会政治秩序的某种掌控力。观念史的研究表明，拉丁文中的“jus”从古典的“正当”之义到现代的“权利”之义的转变，决定性的转折点就在于将其界定为人的能力。人有这种能力，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成为自己道德世界的“主权者”，并共同建构社会政治秩序。正因为如此，在现代哲学发轫期，随着主体性权利概念的生成，所有的权利都被称为所有权了，原因就在于，后者一直蕴含着“人对自己世界的控制这一理念”，虽然它的传统含义仅仅是指个人对外物（包括奴隶）的完全控制而已。现代技术被认为是这种主体性能力进一步延伸到自然世界的表现。但现在我们知道，数字化固然在管理、服务方面给我们带来了诸多便利，它对公共权力和国家机器的赋权似乎要更为显著。现代“治理术”的丰富实践及其对人们生活的全面渗透，极大地得益于数字化的进程。
如果说国家机器主要是因为对技术的运用而被赋权，在数字化的时代，算法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控制则表明，传统意义上掌控我们生活的权力，相当一部分已经从公共部门转向了私人部门，尤其是高科技公司和种种平台。它们掌握的海量数据，甚至足以威胁到国家安全，而国家对它们的监管能力则有些力不从心。数据采集的边界何在，以及公司如何运用和处理它们所掌握的数据，这些问题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但却几乎不容普通人置喙。这种无力的状态，甚至远比面对公共权力时要更为严重。因为至少在民主政治中，公民们还可以对公共事务发声并对公共权力进行问责，以促使其尽可能为公共利益服务，而在数字技术和私人部门面前，我们却难以找到这样的权能感。此外，如果说政府事务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专业性，数字技术的复杂程度则更是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理解和认知。在这个意义上，普通人在日益加速的数字化面前不仅仅无力，甚至有些无助。
除了公、私部门的权力，对普通人的无力状态而言，数字化的影响更深刻地体现在它对主体内在能力的损害。这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算法和代码对人们的生活形成了实质上的操控，从而与我们对现代人的基本自主性能力要求相悖。自主性的含义非常丰富，最弱的含义可能是免于外在干涉，最强的含义则是康德式的理性的自我立法。但在日常生活中，特别重要的则是一种反思和改变的能力：“自主性被设想为人的一种对其一阶偏好、欲望、愿望等进行批判性反思的二阶能力，并根据更高阶的偏好和价值去接受或努力改变这些东西的能力”。一阶欲望是实质的，指的是我们的具体欲求本身；二阶欲望是形式的，指的是我们对自己的一阶欲望的欲望。相应地，二阶能力就是对实质欲求本身的可欲性进行反思的能力。通过反思，我们可能认同一阶欲望，也可能拒斥它，从而放弃或修正我们原有的欲望，以及相应的行为选择。形成和修正自己关于良善生活的观念的能力被视为现代人的一项基本能力，它也是个人自由和权利所试图捍卫的基本个人利益，它关系到个体塑造和建构自己生活意义的机会。注意，这种意义上的自主性并不要求我们时时、事事都要运用反思能力（例如，当我们强调献身、爱与忠诚的价值时，反思往往就是较少的），但它确实要求我们保持这种能力，而不能丧失这种能力。它最大的价值就在于让我们保持对操控、洗脑的高度敏感和警惕。无论是其他个人，还是机构，通过某些手段对人进行操控和洗脑的结果就是，人们可以自愿、乐意去做实际上是其他人或机构所期待的事情，并认为他们的行为都是他们自己真实意愿的表达。操控、洗脑也可能有另一种情形，即当人们意识到情况不对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因为某些外在的操控性力量而变得无能为力。如果说极权主义作为现代政治现象确实依赖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那么，在一个被算法控制的世界上，公、私机构对人的操控似乎已经构成了一种日常的威胁。
第二个方面是人工智能和算法的世界严重挤压了个人发展自己内在能力的空间。算法对人的操控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但由于它是相关的人或机构出于商业利益或政治利益有意为之的，我们至少还有强有力的道义理由予以抗拒。但更为隐蔽的是，这种损害是由人工智能和算法自身的逻辑所决定的。与现实中的人及其活动不一样，人工智能和算法本身就追求精确无误。无论是在规则上，还是在规则的执行上，它都要尽可能杜绝偏差。换言之，在它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生活中，人们甚至没有犯错的机会。例如，我们面对的将是“自我执行的法律”。很多人从这里看到了秩序之美，但却忽视了一个严重问题：普通人在这样的世界中，不再面对任何真正严肃的选择和考验，甚至失去了犯错的机会。严格说来，在这样的世界中，道德评价以及道德生活本身的意义都将成为疑问，因为普通人内在的道德能力已经严重萎缩。密尔之所以在其前人与同辈人反对专制权力的环境中，重点强调社会舆论的宽容，就在于他坚信“人类的官能如觉知力、判断力、辨别感、智力活动、甚至道德取舍等等，只有在进行选择中才会得到运用”。这种发展个人内在能力的空间和前景，在数字化的未来似乎是相当逼仄而黯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