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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印度提出所谓“以东换西”方案向我讨价还价，实际上是使目前中印控制线“合法化”。中央调查部估计，“这可能是印方解决边界问题的底牌”。
中央调查部认为印度之所以抓住东段不放，根本原因是它已经事实上占领了中国这片领土。而且在印度看来，东段现状一打破，将“意味着放弃喜马拉雅山脉主要山脊上具有战略意义的高山”，从而削弱“印度的防御能力”。
中央调查部还揭示出印度领导层对于共产主义扩张的担心与恐惧：尼赫鲁甚至认为，一旦没有喜马拉雅山 的 阻挡，印共就可以很方便的得到中国援助，印度的“东北特区”有沦为“印度的延安”之虞。
第四，除中印边界外，印度还可能提出西藏问题与我纠缠，主要包括三个内容：（1）要同中国就“西藏在中国宗主权下的地位”达成某种“谅解”；（2）探讨DL回藏的可能性；（3）印藏贸易和留藏印侨的问题。
基于这种分析，当时中国领导层提出的对印方针就准备与印度“拖”，长期保持“和平武装共处”的状态。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访印，与尼赫鲁就中印边界问题谈判未果。中印边境继续处于僵持状态，“不仅没有和缓，反而日趋紧张”。
1960年初，尼赫鲁和印度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多次召集高级政府官员和军事将领，制定了所谓的“前进政策”的方针。1961年11月，尼赫鲁召开高级军事将领会议，决定继续推进“前进政策”。
面对印度步步蚕食、咄咄逼人的姿态，中国也开始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在印军越境设立的哨所周围构筑更多据点，以遏制印军行动。
由此，中印边境争议地区出现双方哨所、据点“犬牙交错”的局面；同时，中印“照会战”不断持续，中印边界从外交上、军事上逐渐出现一触即发之势。
当时中国领导人对尼赫鲁已经毫不信任，认为尼赫鲁“有奶便是娘”，已经“恬不知耻地”倒向美国，“自觉地作（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北京研判印度挑起边界争端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依靠美国借债度日”。但实际上，在1959年，美国在中印边境争端问题上态度谨慎。这部分是由于尼赫鲁仍然坚持“中立主义”的不结盟政策，反对将中印边境争端与反共联系起来。尼赫鲁也明确拒绝议会中的右翼保守势力寻求国外军事援助的要求，宣称从国外寻求帮助或者考虑引入“某些军事集团来拯救我们”是道德软弱的表现。
1959年1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印，试图进一步促成印巴和解。尼赫鲁对艾森豪威尔表示担心当印度应对中国威胁时，巴基斯坦会“在印度背后捅刀子”。
艾森豪威尔立即向尼赫鲁保证：美国将永远不允许巴基斯坦把美国援助的武器用于反印的目的。不过，艾森豪威尔此行未能说服尼赫鲁加入具有反共军事集团性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在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具体条件和方式上双方也存在分歧。
在这种情形下，美国自然不会对拉拢印度加入西方阵营抱有过大幻想。另外，部分由于台湾蒋介石政权的反对，美国对于印度领土的主张并没有给予明确支持。
当DL喇嘛出逃印度之后，当时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征求美国两位 前 驻 印 度 大 使 切 斯 特 · 鲍 尔 斯 （Chester Bowles）和 库 柏 （J.S.Cooper）的意见，二人都敦促美国政府采取低调，避免公开支持印度领土主张。
对此，中国情报界也有较为准确认识，中央调查部在其报告中指出：尼赫鲁拒绝印巴联防，对美国支持印度右派的做法有反感，对美援的条件也有不满，双方讨价还价很激烈。在美国方面，大量援助印度也不是没有困难。
因此，“印度对美国总保持一些距离，不敢把赌注完全压在美国一边”。1960年，肯尼迪上台之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肯尼迪认为，以往美国的对外政策过于注重正式的军事联盟，而对于不结盟国家重视 不 够。
因此，美国要对不结盟国家给予更多关注和支持。具体到南亚，肯尼迪希望印度在南亚与东南亚能够承担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领导角色。
但是，肯尼迪很快失望地发现，尼赫鲁对于他的大战略构想并不热情。1961年，尼赫鲁访美暴露了美印在国际事务上的深刻分歧，从解决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到对共产主义影响扩大意义的分析，以及克什米尔、越南和东南亚等问题上，肯尼迪发现尼赫鲁的观点与他迥然有异。
尼赫鲁拒绝肯尼迪拉拢印度承担遏制共产主义领导角色的建议，部分原因是美国拉拢印度的政策受到印巴敌对的极大制约。尽管如此，肯尼迪仍然视印度为“红色中国经济和意识形态力量的主要对抗者”
肯尼迪决意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印度的不结盟立场，以此换取印度增强亲美的倾向，美国经济援助源源不断涌向印度，印度也成为接受美援最多的国家。
肯尼迪上台后，在对华政策上一方面对中国长期的战略意图抱持疑虑，另一方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能力也甚为担忧，因此，维持基本的对华遏制战略局面并没有改变。
但同时，肯尼迪及其主要外交顾问都认为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政策过于僵化，“并不反映亚洲的现实”。早在担任参议员时，肯尼迪就认为
两极格局正经历深刻变化，西欧和中国正在崛起，成为新的政治力量中心，在这种战略形势下，美国对华政策过于刻板、僵化，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敌对关系是“不正常的，也是不理性的”。
1960年1月，肯尼迪在讲话中称：“只是因为红色中国是共产主义的，就拒绝承认它，那是无益。”但肯尼迪同时又提出了条件：
“承认中共的先决条件是红色中国保证遵守联合国宪章。还必须有某种表示，表明共产党中国愿意同美国和睦相处”。
在总统大选中，肯尼迪又多次在不同场合声称“明确宣布民主党希望同人民中国和平相处是正确的”，“人民中国应当首先改变它的外交政策，因为它目前的官方政策是好战的政策。如果他们取消这种政策，我们的政策就可能改变”。
肯尼迪主要外交政策顾问如副国务卿鲍尔斯、驻联合国大使民主党领袖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en）及驻南斯拉夫大使乔治·凯南等都主张美国应当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更为灵活的姿态，提出“两个中国”的主张，在支持台湾方面的同时，应考虑与中国大陆进行接触，甚至考虑改变对华贸易禁运政策。
另外，国务 卿 迪 恩 · 腊 斯 克（Dean Rusk）、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等虽然不主张改变对华政策，但也都支持“两个中国”的主张。肯尼迪及其主要外交政策顾问的这些微妙态度变化，都得到了中共情报部门的密切关注。
1962年夏，随着中印边境形势日益紧张，美国在远东的外交、情报系统密切关注中印边境局势。7月18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给美国国务院发回一封密电。
在这封电报里，美国驻香港总领馆对北京在中印边境争端中的战略意图和对策做出了详细分析。美国驻香港总领馆观察道，面临不断升高的来自印度方面的压力，北京采取几手措施。一方面，北京通过舆论宣传指控印度的侵略性和敌意来“准备舆论空气”，并且进一步警告当前局势蕴含的危险
另一方面，北京采取措施力图“使印度进退失据”，为此，北京启动与巴基斯坦的边界谈判，并且宣称愿意与印度进行边界谈判。美国驻香港总领馆认为：“总体而言”北京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的态度仍是“防御性的”，尽管“为了维持其战略位置”，北京决意“不惜冒敌意（升高）的风险”。
尽管如此，1962年10月20日爆发的中印边境冲突还是让华盛顿猝不及防。10月20日，以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等组成的东段指挥部和新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奉中央军委之命发动反击，中国边防军在西线的阿克赛钦和东线跨越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同时发动大规模军事反击行动。
至24日，西藏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东段歼灭入侵“麦克马洪线”以北克节朗地区的印军第七旅和其他印军一部；新疆边防部队在西段拔除了印军非法设立的37个哨所。
数天之内，印度军队一触即溃，中国军队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印军的败绩不仅对印度总理尼赫鲁造成摧毁性的打击，也使得华盛顿大为震惊。
10月23日，印度外交部部长德赛（M.J.Desai）告知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由于苏联态度倾向中国，印度认为不能指望苏联能够约束中国，所以，印度考虑向美国请求大规模援助。
中印边境冲突爆发的时候正值“古巴导弹危机”之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紧张对峙，核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印边境冲突此时爆发，使得美国决策者不由得不怀疑北京是否有意配合莫斯科，在远东发动攻势，以牵制美国。
自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分歧逐渐浮现时，美国决策者却对中苏分歧的性质和程度一直抱有非常谨慎甚至怀疑的态度。
“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境冲突在一周之内先后爆发无疑强化了这种怀疑。美国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斯的日记也显示当时美国决策者倾向于把“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境冲突联系起来，并认为“古巴导弹危机”是共产主义阵营“侵略行为的开始”。
1962年10月26日晚，肯尼迪总统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浦·塔尔伯特（Philip Talbot）
以及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卡尔·凯森（Karl Kaysen）等人的陪同下接见了印度驻美大使布拉加·库马·尼赫鲁（Braj Kumar Nehru）。
显然，肯尼迪对中国的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战略行为及意图颇感不解。在会谈中，肯尼迪不无困惑地问道：“有谁知道共产主义制度的奥秘吗”？
肯尼迪对印度大使问道：“他们（中国人）从这一冲突到底能得到什么？他们对你们动手了。但为什么他们没有在越南或者其他地方对我们动手呢？而他们又是究竟为什么要对你们动手呢”？
面对肯尼迪的一连串提问，印度大使回答道：“或许他们认为你们会在此卷入并使我们或者你们的古巴成为另一个匈牙利”。印度大使的回答引起在座美国高官的一阵会意的笑声。
然而，当肯尼迪思考北京与莫斯科再次携手的可能性时却 是 严 肃 至 极。众 人 笑 声 刚 止，肯 尼 迪 又 道：“他 们 又 回 到床 上了—俄国人和中国人”。
肯尼迪坦承美国当前不得不面临战略上的两难困境：“当对他们［中苏］压力的升高时，他们就会抱成一团。而当对他们的压力减轻时，他们就又会分道扬镳。但他们现在抱团是因为中国人正卷入一场战争而俄国人正几乎要陷入一场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