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海德里希与希姆莱
当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的文明时代，对自己的同类进行种族灭绝，从一个正常人的心理角度而言，是难以接受和无法想象的。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这两位后来在大屠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党卫军头子，在1940年却分别说过，“从肉体上消灭一个民族，本质上来说非常不德国。” “生物灭绝对德国这样一个文明国家来说，是很不体面的行为。”这样的话。
当纳粹对犹太人采取“最终解决方案”时，如果将犹太人视为异类那么下手时就容易得多，对于信奉种族主义的纳粹而言，犹太人本来就是最低等的民族，甚至当他们在杀害犹太人时，并不觉得自己是在杀死一个人。诚如徐贲老师所言：“极权统治要么把人变成牲口，要么把人变成野兽，或者既是牲口又是野兽。”徐贲老师把这称之为“制度性的去人性”。
汉娜.阿伦特对“恶”的定义可谓一针见血，她认为“恶”就是“将人变得多余”。在极权统治的宣传语境里特别喜欢将人物化，无论是对自己还是被视为异类的他者，这个逻辑始终不变。区别仅仅在于是视之为工具，还是贱之为废材。
约瑟夫.戈培尔：
德国政治家，演说家。其担任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擅长讲演，被称为"宣传的天才","纳粹喉舌"，以铁腕捍卫希特勒政权和维持第三帝国的体制，被认为是"创造希特勒的人"。
在纳粹的反犹主义政策方针制定和宣传策略方面，约瑟夫.戈培尔“功不可没”。他可以称得上是上个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宣传家之一。戈培尔相信，强化人们已有的偏见胜过试图扭转他们的思想。他特别擅长于引导民众进入误区，不直接代替他们下结论，而是让他们以为这些结论完全是依据自己的想法得出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对德意志民族来说是惨痛的记忆，对于希特勒这样的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而言，急需弄明白战败的原因。而很快他们就找到了要为战败负责的替罪羊——犹太人。虽然德国犹太人在战争中的英勇牺牲并不亚于其他德国同胞，但这不重要，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坚信存在这一个犹太人的国际阴谋团体。并且他们认为犹太人与人们所惧怕的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确凿的联系。
“不要忘了，马克思就是犹太人。”这是排犹分子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在纳粹的种族灭绝过程中，优生主义政策成为了大屠杀的先锋，而“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是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优生学在当时是热门学说，最初英美等国的优生学狂热甚至远胜于德国。因担心国家退化，担心威胁到文明种族的健康，美国曾有过对大量罪犯和精神疾病患者实行绝育的冲动。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英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允许对此进行公开批评和法律纠正。而纳粹德国的极端生物学与极权主义政治同流合污，导致这个国家能够在没有法律干涉的情况下进行一场更为广泛的强制绝育运动。
最开始被实行强制绝育的是德国本土的残疾人，或患有先天性疾病和精神疾病的人。这些人虽然在人种上也是“雅利安”人，
（血统方面每周四的德国历史系列有提到雅利安人与德国的关系）
但却被纳粹视为“劣等人”，后来纳粹将“劣等人”的范围扩展到其他非“雅利安”人。1935年10月18日，纳粹颁布了一项规范绝育和结婚许可的重要法令，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婚姻和任何性接触。
希特勒早在1928年的一次演讲中就说过，“在斗争中，强者和有能力者生存，弱者和无能之辈淘汰。斗争是万物之父……人类能活下来、能保护自己免遭其他动物的侵害，靠的不是人道主义原则，而是最严酷的斗争。”这就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而这也正是纳粹思想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