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但这种干预基于一种静态的、既定的秩序原则，而世界实际上是一个连续、动态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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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美】塞缪尔·R·亨廷顿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他强调，将历史看作一个个切片或片段时，似乎毫无规律可言，但当将其置于更广大的历史时空中，规律性就会自发显现。例如，物质不断发展是一个基本规律，同时人类历史也趋向于平等。然而，近些年世界似乎离这种平等自由越来越远，这需要我们跳出静态逻辑，用动态辩证法的逻辑去理解世界不断变迁中内在浮现的规律。
辩证法的第二个面向为自主性问题。殷之光老师认为，如果承认世界受不受人为意志转移的规律推动，那么人的行动似乎变得无关紧要。但自主性使得世界的变不仅仅是连续性的、线性的变，还包含了巨大的变动，如革命或大变局。他提到1945年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之前由帝国宰制，之后由主权国家宰制。然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无法回应延续性进程中的变革问题。殷之光老师强调了两个层面：一是个人或国家在变动中的位置和角色；二是与革命性变迁之间的关系。他引用了毛泽东同志在新民学会大会上的发言，指出改造中国与改造世界是紧密相连的，不能脱离整体去理解部分，也不能脱离实际去谈理论抽象。
以上是殷之光老师对本场议题做的开场总述，下面殷老师提出了三个基本议题并展开论述。第一，殷老师指出，当前的南方问题是对既有的世界市场不平等格局的直接回应，它与历史上的南北问题、亚非问题以及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具有连续性，都是对不平等结构的改造。为了回应和理解这一问题，需要从总体性视角讨论世界的普遍联系，探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阶段不平等的产生与解放。
其次，殷老师认为，讨论南方问题实质上是在讨论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在世界性大变局中的展开与发展。
实践是消解南方问题的关键，中国现代化的经验及其在不同时空语境中的差异性展开，是实践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理论性问题
。
第三，殷之光老师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指出南方问题的提出是为了消解南北差异。理解南北差异的产生与消解，需将南北问题的产生置于从殖民开始的不平等积累的线索中。他强调，在讨论区域、国别以及世界秩序时，应囊括位置性和时间性等多个维度。同时，他批评了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时间与空间双重断裂的静态视角，认为这种视角在回应中国时存在障碍。他提出，可以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某些主题，如历史性问题，来回应这些障碍，并指出英国学派等理论可以为讨论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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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兰特线”显示，发达国家主要分布在北半球，
发展中国家主要分布在南半球
殷之光老师进一步回顾了全球南方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讨论，以及全球国际关系
（Global IR）
理论的局限性。殷老师指出，尽管全球国际关系理论为讨论全球南方提供了一定空间，但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阿米塔·阿查亚
（Amitav Acharya）
等学者质疑为何国际关系理论多诞生于北方，且区域国别研究仅仅能够作为“案例研究”用来佐证理论的普遍性、有效性。他们提出，来自全球南方的历史经验也应当具有理论化的能力，也能产生理论。基于此，阿查亚提出了国际研究
（International Studies）
的概念，强调历史的多样性，并试图从多样性中抽象出理论。尽管这种多样性的展示大大拓宽了视野，但背后存在缺失，即缺乏统一性或共同目标。殷之光老师指出，在Global IR的基本认识论中，世界被视为无限可分的个体，这导致世界被拆分得越来越破碎。他进一步指出，尽管Global IR能看到多样性，却看不到统一性，即用相对主义态度取消了统一性的必要性。
此外，殷之光老师还批评了Global IR未能回应的问题，如普遍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关联及其后果。他认为，即便在今天，我们在思考世界时所用的语言逻辑和必须回应的问题仍来自原先的霸权者殖民者。Global IR仅仅将问题归纳于抽象的殖民主义，并未将殖民主义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活动与今天的意识形态及后果相联系。殷老师表达了对Global IR的同情与支持，但认为其在认识论层面上并不能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他强调，我们需要共同面对和解决与这个世界密切相关的问题，而Global IR的相对主义无法帮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他呼吁在尊重多样性的同时，也要寻求共同目标和理想。
在这之后，殷之光老师又回顾了英国学派的历史意识及其问题。他首先指出，1945年被视作“现代”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这种认识强调，在1945年之后，组成世界的主体从帝国转变为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然而，英国学派并不完全认同这种断裂性的观点，而是提出了对历史性问题的重新思考。只是，英国学派对历史维度的考量始终未能走出其认识论上的帝国中心主义阴影。殷之光老师强调，英国学派在叙述自身历史时，刻意回避了马克思主义以及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早期帝国史研究的影响。他特别提到了两位被英国学派有意忽略的学者：E. H. Carr和C. A. W. Manning。E.H.Carr不仅被视为现实主义者，还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并在其著作《二十年危机》中展现了辩证法的思维。而Manning则提出了“international society”的概念，并强调观念对物质世界的影响，认为国际关系研究本质上是对国际历史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