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处在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即“领起来”的时期。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处在追赶西方现代化的“跟跑”时期，在理论研究上整体上处于“理论辩护”阶段，主要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理论辩护，即从基本国情、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出发来论证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以后，我国在不少方面处在与西方国家“并跑”时期，反映在理论研究上，就是从理论上集中阐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与中国经验、中国故事，这是“理论阐释”时期;自从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我国在某些领域和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领跑”时期，这在理论研究上，要求我国要注重“理论引领”，即引领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中国方案。
最后，正处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时期。发展起来以后遇到的“烦恼”“风险”比不发展时更多。我们党不仅要经受严峻的“四大考验”，而且又要克服“四种危险”，还要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加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工程。积极应对上述“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破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难题，就必须积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上述历史方位，是认识和把握十八大以来党的创新理论的基础和前提，是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的一把钥匙。
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阶段性特征是“整体转型升级”
在不同的历史方位，在实践上就会提出不同要求，呈现出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这是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及其理论突破的现实或实践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这一特征，从政治和哲学上来讲，可概括为“整体转型升级”。
我国从“欠发展”时期走向“发展起来”时期，可称为发展水平的“升级”。这种升级既是“整体”的，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方位展开了;又是“转型”的，它是发展方式和状态的转变。由此，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便呈现出“整体转型升级”的阶段性特征，由此也必然在实践发展上提出新要求。这既是我国“发展起来”并走向“强起来”时期的根本体现，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出并实现理论突破的具有动态性的现实依据和实践基础。
这种“整体转型升级”的内涵具体体现在：在理念上，由以物为本走向以人民为中心;在奋斗目标上，由实现“三步走”战略走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生产力上，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走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在生产关系上，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向更加注重“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在国家权力运作方式上，由“国家主导”走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加注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意识形态上，由注重打破“思想僵化”走向更加注重解决“思想分化”;在社会发展水平上，由注重重点突破非均衡发展走向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发展;在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上，由“回应挑战”走向更加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实施“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