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进步主义史家之后，严肃的美国政治史家再也不会试图把政治视为一个完全独立的领域，一个与经济、文化和思想等更广阔的世界分离开来的领域，尽管有些学者可能更强调政治与其中一个领域的联系。在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一股持续批评进步主义史学的潮流，它认为进步主义史家总是把政治解释成简单的二元对立（工业与农业，汉密尔顿对杰斐逊），并把政治史解释为无止境的地区或经济利益冲突。新一代的历史家们试图把文学评论家莱昂纳尔· 特里林（Linoel Trilling）所谓的“多样性、可能性、复杂性和困难感”带入到政治史研究中，老一辈的历史学家们则逃避了这些。尽管他们反对进步主义史家的简单化，他们自己的观点（就像他们的领袖这一霍夫斯塔特所发现的那样）也建立在进步主义史家的开创性解释的基础上。就他们自己而言，他们的确是多样性的，他们以很多不同的方式解释政治史，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在反对进步主义史学的学术中，至今仍有些许明显影响力的是所谓的共识学派（consensus school）。共识学派的开山之作是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那部偶像破坏性的著作《美国的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1948）,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的《美国政治的精髓》（The Genius of American Politics）则为共识学派增加了更多的爱国主义导向。共识学派的史学认为，在进步主义史家所看重的那些美国历史上的重大冲突中，基本的一致性多于分歧，贪婪多于民主的理想主义。这种研究路径在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30年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的副产品。共识学派的历史学学家无视（或者没有重视）美国政治史中的欧洲式社会主义，因此，他们断言在新大陆所发生的激烈冲突只不过是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斗争，在竞选过程，候选人手中挥舞的不过是木矛。在霍夫斯塔特的笔下，所有的政治领导人，从建国之父到富兰克林·罗斯福（除了19世纪中期的异议者温德尔·菲利普斯, Wendell Phillips），都相信资本主义。而在布尔斯廷的书中，美国人一直在务实地寻找最好的对他们最有利的观念，一旦找到就坚持如此，直到有更好的观念出现；除此之外，美国人认为其他观念都不值得关注。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共识学派盛行一时，但是它在60年代的政治动荡中遇到了危机。这场政治动荡使人们重新认识美国内战的遗产，这场全民参与的灾难性冲突将全面驳斥共识学派的核心观点：从古至今，美国政治的基石都是一致的和谐。1956年，肯尼斯·M·斯坦普（Kenneth M. Stammpp）的《特殊的体制：内战前美国南部的奴隶制》（The Peculiar Institution: Slavery in the Antebellum South）一书的出版，意味着反对进步主义史学的学者群体开始批评进步主义学者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看法，并采纳了黑人史学家W.E.B杜波依斯（W.E.B. Du Bois）关于重建的观点（他的观点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被专业史学所忽视）。
在进步主义史学的反对者中，与大多数的共识学派的历史解释相比，影响力最持久的研究方式是以非经济因素来解释美国政治生活的变化。不同的学者，包括霍夫斯塔特和戴维·希尔伯特·唐纳德（David Herbert Donald），都自由地从社会科学（尤其是马克思·韦伯的社会中）借用了“社会地位焦虑”这一个概念，以反对阶级利益理论，阐释从废奴运动到进步主义运动的时期的政治运动。相关的跨学科努力也产生了很多新的、更“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包括关系集团理论、多变量分析，以及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罗伯特·K·莫顿（Robert K.Merton）有关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这些理论与20世纪60年代的计算机科学的新创新一起，产生一大批新的历史研究，它们分析登记投票的模式，政治报纸的社论内容，最重要的是大众投票的人口学。在60年代后期，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入侵，催生了我们进入所知道的“新政治史”。
尽管涉及的范围很广，但新政治史研究具有一个主要特征，即认为决定投票行为的主要因素不是阶级，而是种族和宗教。在新政治史的开创性著作《杰克逊民主的概念：关于纽约的个案研究》（The Concept of Jacksonian Democracy: New York as a Test Case, 1961) 中，李·本森广泛考察了1844年纽约州的相关资料，发现天主教徒与新教徒、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区别，对投票结果的影响远超过贫富差别。本森坚持认为，政党的阶级修辞不过是“哗众起宠”的言论；如果真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那些看上去保守的、支持商业的辉格党人，而非杰克逊民主党人，才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支持者的先驱。迈克尔·霍尔特（Michael Holt）、罗纳德·P·法米萨诺（Ronald P. Formisano），威廉· G·谢德（William G. Shade），保尔·克莱普纳（Paul Kleppner）、理查德·J·简森（Richard J. Jensen）等历史学家也对19世纪的美国政治史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并在关于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的种族与宗教投票行为方面，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不管这些学者之间存在什么异同，我们都可以将他们称为美国政治史研究中的种族文化学派。
正当这群反对进步主义史学的历史学家在最大限度地强调文化因素对政治的重要性，并弱化政治观念的重要性之际，另外一批学者却重新发现了思想与政治史之间的关联。启发他们的，或者在某些时候直接教导他们的，是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佩里·米勒（Peril Miller），他或许是二十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们颠倒了帕林顿的理念——美国的思想是美国政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很大程度上，他们试图将政治视为思想的产物。在1945年出版的名作《杰克逊时代》（The Age of Jackson）中，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不仅挑战了将杰克逊支持者视为一场西部运动的特纳式的观点，而且重新强调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以及他们的思想在杰克逊民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很多年后，埃德蒙·S·摩根（Edmund S.Morgan）和海伦·摩根（Helen Morgan）强调了思想观念在1765年印花税法案危机中的重要性。后来，埃德蒙·S·摩根将这个观点扩扩展为一篇论文，并在1963年发表，题为“将美国革命视为一场思想运动”。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更年轻的一批历史学家把思想史与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尤其是卡尔·曼海姆（Karl Manncheim）（他对早期的历史学家有影响，包括霍夫斯塔特）和克利福德·格尔茨（Glifford Geertz）所描述的更广泛意义的世界观联系起来。进步主义学派倾向于将政治宣言视为物质基础利益的伪装，“新”政治史家将政治述求视为吸引大众的哗众之词，然而新一代的历史学家们试图从18、19的小册子和报纸文章找到线索，以发现激发美国人行动的大规模的偏见和渴望。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的《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起源》(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967)和戈登·S·伍德（Gordon S.Wood）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1776-1787》(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1969)完全改变了历史学家们对美国建国时期的看法。他们认为，美国独立背后的指导性思想力量，不是约翰·洛克的自由主义，而是英国反对派的、自由辉格党的思想，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共和主义”。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在《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共和党在内战前的意识形态》（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一书中也借鉴了类似的意识形态概念来分析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反奴隶制政治，以此把物质利益与道德因素结合起来，认为把大多数北方人联合起来反对蓄奴的南部州的是自由劳动意识形态。
方纳的书在1970年出版；此后，社会史盛极一时，似乎要横扫其他的美国史研究领域。这其中包含着大量的讽刺，以及与现实事件的一些明显的关联。当时，很多新兴的社会史研究被称为“新社会史”，以区别于之前的社会史学所做的更具轶事性质的、更印象主义的研究。“新社会史”也吸收了“新政治史”研究中经常使用的社会科学理论和定理分析技术。（而且，两种“新”史学的践行者可能会在新成立的社会科学历史协会中碰面，尽管他们有时会觉得有点尴尬）。但是在民权运动和反对越战运动之后，社会史家发现，他们对反对进步主义史学的政治史家毫无兴趣。每一个年轻的社会史家的自身经历都在告诉他们，美国的共识是一个毫无用处的概念。他们试图发现在历史之外的投票和政党记录，很多是关于黑人和女性的，在大部分的美国历史中，这些人都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在劳工史家和研究奴隶制的历史学家中，出现了一股明显的新马克思主义潮流。这些学者试图重新发现窒息了美国政治的阶级动力，社会史家相信它是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础，而反对进步主义史学的学者认为它微不足道。（一个结合了社会史和政治史的重要研究指出，“投票箱是阶级意识的坟墓”）。一些新社会史的作品复活了进步主义史家的精神，但是，与进步主义史家不同的是，新一代史家只关注边缘的政治问题，或完全置身于政治史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