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曾经担任过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提出了著名的“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洋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的办系理念。他非常重视对清华历史系本科生的培养，为中国史学界贡献了一大批出色的后备人才，后来负笈美国并留美任教的何炳棣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何炳棣从清华历史系毕业多年之后非常自豪地说：“清华历史系的方针虽然比较高瞻远瞩，不急于求功，可是当时同学中并非人人都走这条大路……我自问是一直真正走这条道路的。”
蒋廷黻（1895年12月7日－1965年10月9日）
何炳棣作为见证“二战”后美国中国学兴起的第一代中国学人，并且担任过美国亚洲学会会长这样重要的学术职务，在海外学术界的名气非常大，但是在国内的影响力却有限。二〇〇五年之后，随着何炳棣的学术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在中国内地出版并且热销，他的名字才逐步为国人所知。二〇一七年之后中华书局陆续系统翻译出版了何炳棣的六部学术代表作，他的学术成就终于全景式地展现在了国内学术界面前。以往对何炳棣的研究都未能使用他未出版的英文博士论文，对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洋史博士学位的这段重要经历语焉不详。因此，本文聚焦何炳棣在哥大完成的英国史博士论文及其师承关系，以他如何践行“西洋史与中国史并重”的理念为中心，从中管窥面对中国史学现代转型的中国学人如何在海外进行学术研究并获得一席之地的艰难历程。
何炳棣学术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2004版
何炳棣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英国的土地与国家，1873—1910：对土地改革运动和土地政策的研究》（Land and State in Great Britain，1873—1910：A Study of Land Reform Movements and Land Policies）。他在副标题中点出了自己重点关注一八七三至一九一〇年间英国土地政策背后的社会动因，选择这个时间段，是因为一八七三年是英国著名的功利主义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去世的年份，而一九一〇年是英国议会通过“人民预算案”的年份。密尔是英国从十九世纪初到一八七〇年间各式各样的土地改革运动思想的集大成者，而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土地税思想则是密尔去世后土地改革思想的高峰，并深刻影响了在英国财政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民预算案”。土地改革运动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影响英国议会在乡村和城市土地方面的立法，促使英国开始运用国家力量干预土地的买卖与分配，提供了“理解当今英国土地政策不可或缺的背景”。
何炳棣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首先介绍了激进土地政策的组成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回归土地，反对圈地运动后的土地兼并，主张政府对地主征收土地税。第二个要素是为了维护城市的健康，政府要出面对城市的土地使用进行有效管理。何炳棣在第二章中重点探讨了英国经济“大萧条”期间（一八七三至一八九五）农业发生的变化以及乡村的土地问题。英国农村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土地的租金下跌、农业土地的资本价值严重贬值、土地过度集中，以及农业人口在农业危机中迅速减少等问题。它们“清楚地证明了土地由私人经营是失败的实践”，必须由国家采取措施来解决问题。接着，何炳棣在第三章中探讨一八七三至一九〇五年间国家与乡村土地的关系。大萧条产生的经济后果和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迫使自由党的土地政策逐步迈向“土地城市化”。但是，英国政府既无能力，也无意愿解决伴随农业萧条而来的土地贬值。因为土地价值的下降沉重打击了传统的土地贵族阶层，这不仅削弱了土地改革的阻力，而且有利于弥合英国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差异，英国政府自然乐见其成。
讲完政府在乡村土地问题上的态度后，何炳棣在第四章中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基层土地改革团体在土地问题上的主张，这也是充分体现他博士论文的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一章。从理论上讲，征收土地增值税和将土地国有化是相辅相成的土地改革主张，但是英国大部分的土地改革团体却认为前者更加切实可行。何炳棣在这一章中还运用跨国史的视野，重点强调了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单一地价税思想对英国土地改革团体的影响。无论是主张土地国有化的团体，以及其他主流的土地改革团体，还是刚刚在英国政坛崭露头角的工党，都逐步接受了亨利·乔治派征收土地增值税的主张，找到了联合起来的最大公约数。到十九世纪末时，英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一步加速，城市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人口也越来越向城市聚集，所以何炳棣在第五章中专门探讨政府在城市土地问题上的政策。作者明确指出：“国家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来干预城市的土地问题：提供住房和获得税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