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锦松：我对香港的爱与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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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到了谦卑”

中国新闻周刊： 你当了两年多香港财政司司长，这段经历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梁锦松： 以前我从来没想过会从政，当时非常幸运地当了财政司司长。虽然当的时间不长， 但是媒体也很客气地说我这两年做了很多事情，这段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

客观来说，我的政策最后的效果还是比较成功的，媒体也说是正确的政策，只是“政治不正确”。但是以我的角度来看，做了正确的事是对我最好的评价。 说我政治不正确的评价，也让我学到了做公务员和在商界是很不一样的。 在商界你只需要合法地做事，然后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不用管太多其他的感受。但是公务员是不一样的，做的每件事是关于每个人的生活，就算我做的事情是对的，但是急于求成，最后的结果不一定是最好的，需要更多的时间，听取不同的意见，这是很难的。

比如说要加税，要降低公务员的工资，大部分意见肯定是反对的。 当时有人问，每个政府都有财政赤字，为什么只有你这样改？ 主要是当时我接手的时候财政赤字已经占到GDP的6％，因为我的上一任财政司司长减税、加福利、涨公务员的工资等导致结构性的财政赤字。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财政赤字都是用美元计算 ，美元汇率一直浮动，香港是固定汇率，所以当时只能加税。这个方案一推出来大家肯定是反对的，但是最后证明是对的。

我在商界23年一直都比较顺利，30岁已经当上了花旗银行东亚地区的经理了，在比较顺利的时候就不会顾虑他人的感受。通过担任公职我体会到了在商界和做公务员的不一样，不能太自我，让我学到了谦卑。我觉得还是得大于失。

“眼

界比较小，这是香港年轻人的致命伤”

中国新闻周刊： 你担任过政府公职，也长期担任私营银行的总裁。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来看香港的问题，有什么不同的认识？

梁锦松： 很不一样。 当我做过财政司司长之后发现，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就不能老是批评政府做得不对。 中国有一句话，当家才知柴米贵。比如说当时我减赤字的政策，很简单，但是影响了很多人。

还有，比如说教育的问题。因为我协助、支持了董建华先生的选举，他当选之后，就委任我当了行政会议非官守（非官方）成员。

当时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委员会，叫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相当于内地的高教委。进这个行政会议是因为我一直在做银行，比较了解金融，而且也比较关心教育。当时教育改革是我领导的，可以说是把香港的教育改革向前推了一大步，到现在国外都觉得当时香港的教育改革可以持续十几年是个奇迹。现在香港的情况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教育基本上没什么重大的改变。

社会各界对香港教育主要的抱怨是太注重应试，但是很多老师，当他是学生的时候，也是接受这种应试教育，如果突然让老师换一种方式教书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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