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新民与旧民
近代中国是历史没有沿着黄宗羲、谭嗣同指引的方向顺畅走下去，而是挫折连连，进两步退一步。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但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中国文明太丰厚，太悠久，用五四话语说，历史的包袱太沉重。
其实在中西文明刚接触的时候，中国文明对于域外文明并没有后来的拒斥，而西方看东方，也没有后来的蔑视。马可波罗对中国文明的赞美因文本真实性存疑，姑且勿论。利玛窦及其对中国的观察，东西方几百年来并没有人怀疑，利玛窦的观察深刻影响了西方，而他的观察，从启蒙主义眼光看，则具有非同寻常的正面意义。利玛窦认为：
中国社会实现了人类“哲学家治理”的梦想，“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着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军队的官员都对他们十分尊敬并极为恭顺和服从，他们常常对军队进行约束，就像老师惩罚小学生那样。战争政策由哲学家规划，军事问题由哲学家决定，他们的建议和意见比军事领袖的更受皇上的重视。”（《利玛窦中国札记》59页）
假如利玛窦的描述是历史真实，那么哪里还有谭嗣同的抱怨与牢骚呢？
利玛窦
利玛窦的描述是真实的，谭嗣同的抱怨也是真实的。语境转换主要是时代的变迁。利玛窦时代中国还处在帝制巅峰期，西方发展还没有对中国构成实质性威胁。而谭嗣同时代则不然。帝制中国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打击，久已失去“天朝上国”的威风，“世变之亟”、救亡图存，成为谭嗣同那代人心中最大的隐痛，因而倡导维新，推动变法，寻找中国走向富强的途径。要实现这个诉求，在那一代启蒙思想家看来，关键在于“新民德”，由此开启“国民性改造”之先河。
“新民德”的说法来自严复。严复1895年指出，中国的富强道路，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原强》）严复的“三民主义”一方面为中国富强寻找一条新通道，另一方面坐实先前几十年传教士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以为既有国民性不足以担当走向现代的大任，中国现代化，除了器物、制度层面，还有“人的现代化”。
就其大概而言，在马戛尔尼1793年来华前，在华西人大致沿袭利玛窦的看法，对中国文明抱持敬意，至少以为中西文明可以互补，他们对中国文明也有批评，不过这种批评是基于不同文明背景的善意提醒。但在马戛尔尼、阿美士德（1816）两个访华使团相继失败后，西方人对中国的观感发生急剧变化，他们不仅看到了中国的颓败，而且从中体悟到中国国民性中隐含着根本缺陷。1865年，赫德发表《局外旁观论》，对中国内政外交对出诸多批评，以为中国改革之所以如此困难，主要是因为中国官僚阶层尽职者少，营私者多，“文武各事之行，尽属于虚，执法者唯利是视，理财者自便身家。”如此官风民风，焉能远情上达，上令远行？
第二年（1866），威妥玛在《新议略论》中批评中国人“好古恶新，谓政治以尧舜之时为最，外国人考察内外不同之事，惟以此件为独特。”
1875年，林乐知在《中西关系略论》中指出，外国人视古昔如孩提，视今时如成人，以一种进化眼观看待历史，而中国刚好相反，“以古初为无加，以今时为不及”，是一种以复古为基本取向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差异，“故西国有盛而无衰，中国每每颓而不振；西国万事争先不敢落后，中国墨守成规而不知善变。”林乐知这些描述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中国人，严复二十年后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与林乐知的描述极为相似：
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论世变之亟》）
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蔽，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原强》）
启蒙真谛
严复“国民性改造”路径受传教士启发，不过严复并不认为改造国民性主要是因为中国人“丑陋”，或劣根性，中国人需要更新人生观、价值观，是因为时代在变化，一个与农业文明全然不同的工业文明、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国民、公民，而不再是奴隶、仆役。
“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而中国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训犹奴虏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辟韩》）
显然，严复所谓“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之“三民主义”，其价值诉求就是将传统中国引向现代，重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新社会。（《原强》）
谭嗣同“冲决网罗”的启蒙路径将“秦制”作为攻击目标，严复“新民德”以西方近代价值引导中国，他们的讨论虽然触及传教士提及的中国人负面形象，然总体上并不认为中国需要一次彻底的“国民性改造”。到了康有为，情形则发生了变化。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说：
“（康）先生又宗教家也。吾中国非宗教之国，故数千年来，无一宗教家。先生幼受孔学，及屏居西樵，潜心佛藏，大彻大悟；出游后，又读耶氏之书，故宗教思想特盛，常毅然以绍述诸圣，普度众生为己任。先生之言宗教也，主信仰自由，不专崇一家，排斥外道，常持三圣一体诸教平等之论。然以为生于中国，当先救中国；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习惯而利导之。又以为中国人公德缺乏，团体涣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于是乎以孔教复原为第一著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