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证，十万大山以南，循丈二河两岸，南抵新安州，滨临大海，皆为中国界；
第五证，思兴水西岸潭下、河桧、六虎村一带，为中国界；
第十证，海面快子笼、青梅头以南，至九头山附近诸岛，皆为中国界。
各条下皆附有证据，按张之洞说法，“综此十证，确为中国老界无疑……图籍案卷炳然可稽，则辨认尤不容含混者也”。所谓“确证”者，多系书证，且注明出处，以示皆有所本——
大抵该处中国老界确凿可据之证共有十端，皆系原本本朝史馆官书、部案公牍刊本、省府县志、知州学官册档、印契、越南国王印文、峒长世传有印分单，正与前奉谕旨以《会典》《通志》为主之意相符，实应全行辨明认还，方昭公允，与滇、桂边地新与法人商议改正者迥然不同。
此处“参稽志乘，调查档案”，正许同莘所谓“以考据施于交涉者”。综括言之，张之洞据以“证成”其说所参“志乘”“档案”，大致包括以下数种：历代史书、图经、《大清一统志》、各省、府、州志（以《廉州府志》之“记事门”“经政门”“建置乡都门”“艺文门”、《钦州志》之“古迹门”为主）、《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东华续录》（王先谦）、《钦州学册》《钦州州判档案》、明万历、嘉靖年间峒长分单、清同治十年越南国王呈覆、光绪十一年五峒绅耆廪贡生禀文等。
《大清一统志》书影
（嘉靖）《钦州志》书影
张之洞确似具有某种“函雅故，通古今”的素养，能以历史考据的方式，运用于手腕之下。他对北洋大臣李鸿章表示：
汉唐铜柱，宋元志乘、前明印单、本朝学籍，可为旧界确据。
同一书也，考据家读之，所触者无一非考据之材料。此处大有触类而长、触处成圆、天下载籍皆为我所用之态。“详列旧界确证十条具折入奏”，清晰显露了张之洞作为“学问家”的底蕴，及其“士人致力，舍书无由”的取向。这也许即其著名的“书生习气”之一面。
惟说古道今，有难易二途。方志名家章学诚尝谓“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
（《文史通义·外篇三·修志十议》）
。本朝本事，随近逐便，可据者伙，至于古早时代，去今愈远，则愈难言之，如“汉唐铜柱，可为旧界确据”“分茅岭属古森峒，为汉唐立铜柱之所”，皆论之凿凿，然依附前修，信古最深，难免据守之病，借古喻今、古为今用， 又易过度引申。许同莘说“文襄博考载籍，参以志书档案，以为沿边之十万大山，为马伏波立铜柱处，今铜柱虽已无存，而此山必应属于中国，以复汉界之旧”
（《公牍学史》，227页）
，便是一个显例。事实究竟如何，值得仔细分说。
所谓“马援铜柱”，指东汉光武帝统治时期，交趾（今越南北部地区）爆发征侧、征贰姐妹领导的“二征起义”，伏波将军马援（前14-49）率军平定征氏起义，传说胜利后在其所至之地树立“铜柱”，以作汉朝最南方的边界。今存关于东汉时代的史籍如诸家《后汉书》《后汉纪》《东观汉记》中均无“铜柱”的明确记载。唐代人李贤注《后汉书·马援传》，引晋人顾微《广州记》曰：“援到交趾，立铜柱，为汉之极界也。”实际上，《广州记》的撰者是晋代人，其时代上距后汉初已经二百多年了。另有学者指出，“最早的记载见于《初学记》引张勃《吴录》”
（胡鸿《溪州铜柱是怎样造成的》，《文汇报·文汇学人》2018年3月30日）
。按张勃为孙吴至西晋时人，其书成于吴亡之后，此时距离马援征交趾，亦已经过去了约两百四十年，相当于今天到乾隆中期的距离。然后世多以“马援铜柱”“马柱”为典实，视如南疆界限标志，史不绝书，历代骚人墨客更对这一“历史古迹”情有独钟，题咏相续。近世学者陈登原尝抄撮相关记载，汇置一处，按语谓“马援铜柱故事，自晋到清，传说亦绵延不绝”
（《国史旧闻》第一册（中），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372-373页）
。
马援在西南边陲地区立铜柱，表汉疆所及，至明清时代，为之立祠立庙，教化粤民，铜柱分界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似渐为汉夷之共识。明代广西参政蒋山卿撰横县《伏波庙碑记》，述马援远征伟迹，“驱逐交蛮，还之故地，界岭分茅，标题铜柱，以限南北，此则识度超迈，处置得宜，筹算计略，已岿然为末世之规矣，是之谓智”；清嘉庆官修《广西通志》有题赞曰“千百年来，交人顾视铜柱，信如蓍龟，终不敢踰跬步，以争尺寸之地”。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奉命总督两广，平定思恩、田州土酋叛乱，发现祭祀马援的伏波庙遍布粤地，民众为之顶礼膜拜，有诗咏“马援铜柱”事——“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诗尚不磨。”
（《梦中绝句》）
至清光绪十七年（1891），广西巡抚马丕瑶奏曰：
广西地极南徼，土汉杂居，自秦汉以来，达人杰士垂勋布惠者，代不乏人。而能千百年后，村野之丁男妇孺、土属之椎髻猺獞，无不感慕讴思，旷代如新，争出其纤啬力作之资，私为创造祠庙书院，则惟汉臣伏波将军马援、明臣两广总督王守仁为最著。臣校阅所经，南宁府城及所属多有马援、王守仁祠庙。
（《光绪朝东华录》卷一〇二，光绪十七年辛卯二月）
马援铜柱鲜有人亲目所历，亦未见可信服的史料证据，真相已莫可究诘；至于铜柱到底立在何处，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李埏《马援安宁立铜柱辩》）
；而流传的铜柱铭文有多个版本，诸如“铜柱折、交趾灭”这样朗朗上口的警策文字
（阮元《广东通志金石略》）
，很可能是后人杜撰的。何以一个似有若无的铜柱能激起后世持续的反响，文人学士为之记载、题咏、考证，层出不穷，官方为之宣传、模仿、推广，不遗余力？或在于铜柱的政治象征意义已远远超出其本身存在价值。唐、五代借鉴史书记载中的马援立铜柱史实，征服少数民族后在当地树立铜柱，马援成为马氏竞相攀附的“英雄祖先”，如立于五代十国时期的湘西永顺县芙蓉镇溪州铜柱，兼具纪念碑性和实际政治功能，可视作一个典型
（胡鸿《溪州铜柱是怎样造成的》）
。
第一批全国重点文保、兼具纪念碑性和实际政治功能的溪州铜柱
传说中的马援铜柱铭文
关于马援铜柱的“传说”常常捕风捉影，以讹传讹，甚至互相矛盾，然乐此不疲者大有功夫在诗外之妙。陈登原说，“铜柱传说之外，尚有戍卒遗留之传，此一事也；援尝征武陵蛮，近世尚有土司自称援后，此二事也；至曰郡县其地，盖已有改土归流之预影，则三事矣。灌输文化，至于祠祀，则四事矣”。当政者其实不太会关心铜柱存在的真实性，而乐于利用史实乃至传说佐证现实，借史书赋予马援的褒扬美化自己，推广铜柱成为中央王朝在西南边地“改土归流”“灌输文化”的一部分，国家意识形态通过这种管道向地方社会扩张和渗透。清人乔莱《游伏波岩记》记：“粤人祀伏波，如蜀人祀诸葛。”近代历史学家、演义小说作家蔡东藩在《后汉演义》中以后视眼光赞道：“伏波铜柱，照耀千秋，宜哉！”在历代君王、官僚、士绅的合力提携和利用下，“马援铜柱”附会成形，成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征服和统治的“铁证”，也渐演变为疆土统一的一种象征
（王元林、吴力勇《马援铜柱与国家象征意义探索》，《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
至晚清中越会勘边界之际，张之洞上《钦越边界亟应改正折》，认为“三不要地”原属中华，后为越南侵占，现归法人保护，应在勘界时收回，其重要“凭据”之一即为“铜柱”——
最高之山曰分茅岭，岭有铜柱，实为历朝中华边徼之地，
远凭铜柱，近据方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