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晚年本雅明
第一个细节是他与肖勒姆的一次争论。以前阅读时我有一个刻板印象，即肖勒姆比较偏犹太教，反对布莱希特把本雅明引到了“激进左翼”这个方向。这次重点翻了两人争执的信件，发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其实很有些有趣的地方，尤其是这个“转向”涉及他和肖勒姆的关系。肖勒姆其实相当长时间希望本雅明去耶路撒冷，但是，本雅明的态度很好玩，他在回信中写道，“共产主义行动纠正了自己的政治目标”
（426页，翻译有修改）
。这个表达极为怪异，这意味着本雅明认同“共产主义行动”，而非“共产主义目标”。但是，当行动本身纠正，乃至成为目标的时候，“共产主义目标”就被“行动”净化了。他还说，他在共产主义阵营里搞事情，其实和实现犹太教的目标是一回事，都是实现“激进政治”，为此，他也不否认自己以前是“无政府主义”
（426页）
。这些表述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比较语境化，即本雅明同时接受法兰克福社会思想研究所的资助，又希望“吊着”肖勒姆，因为后者提供的确实是“有编制”的正式工作。但是，这个“编制”的条件是要他学希伯来语，皈依到“犹太研究”这个既有政治倾向、又体制化的派性之中。这让本雅明有点为难。从这个角度看，某些研究者就可以给本雅明“定个性”，觉得这个人“人品不行”。
但是，还有一个解释：这确实是本雅明处理这个问题的立场，也是他的一种思想方法：悬置目标，保留手段，这样共产主义手段，即共产主义行动就是目标本身。换句话说，本雅明认为，这一手段本身更好地批判了当时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他看来，这个行动和犹太教反对当时欧洲资产阶级的倾向没有什么区别。当他抱着通过激进行动反抗资本主义的想法而加入共产主义运动时，他也就将这一手段置于最终目标之上，使其暂时悬置。所以，后来他的研究者和后继者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就写了一本书《无目的的手段》，致敬并延续了本雅明的方法。不仅如此，本雅明的激进性在于，他也发现，如果不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强调行动对目标的优先性，所谓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也会丧失其先进性，出现某种利用运动所塑造的体制，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可能。所以，他在和布莱希特为代表的左派知识分子合作时，又将“神学”和“唯物主义理论”相结合：“如果我可以简明扼要地表达一下，我从来没有能够在任何意义上进行研究和思考，除了——如果我可以这么说——在神学的意义上，也就是说，符合《摩西五经》每一段关于四十九层意义的塔木德教义。”
（523-524页）
犹太教的目标——拯救或者信仰，也被他悬置了，他只用犹太教的手段，去研究和分析那些非犹太教的目标。这种双重悬置，意味着本雅明有可能在进行一种“激进”的思想和行动实验，通过悬置一切政治形式或政治目标，保持一种资本主义批判的超越（也就是所谓“神学”）立场。
阿甘本著《无目的的手段》
对这一点，和他通信的犹太神学家肖勒姆心知肚明。读了许多本雅明的信后，我感觉他其实除了早年几个“青年学生运动”时期的发小之外，一生朋友众多，知己甚少。后期的朋友，阿多诺并不能完全理解他，而且对待他也有点竞争心和私心，布莱希特只是意气相投。只有肖勒姆在学养、倾向和对他的判断上，是最准的（当然，从学问和智慧看，肖勒姆其实也是最高）。肖勒姆的回信讲了两点。首先，本雅明根本的学养就是被哈曼和洪堡激发的德国语言论传统和犹太神学传统的结合
（525页）
，他讲的辩证唯物主义，只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语言-神学类比，他不可能被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接受，只会给他带上“党内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帽子。其次，本雅明以为可以通过“辩证法”，用自己的激进神学立场，把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核心在思想上“辩证转化”。但是，肖勒姆指出，“辩证喜欢辩证”（dialectica dialecticam amat），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落实到党的制度上的，制度最终引导行动走向一个目标，而思想自然可以对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悬置或调和。一旦思想的辩证法落实到制度对行动的规范，本雅明那些“马克思主义与神学”只能被“辩证”掉，连本雅明自己的肉身都会被“辩证”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