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显然，法国大革命的经历促使亚当·斯密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财产权的重要性上，同样的事件也深深影响了像爱德蒙·柏克这样的英国政治思想家。那些被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忽视而被贝塞尔记载的东西仍然疑惑重重。贝塞尔提到“在19世纪之前几乎还没有‘私有财产’这个词。”18世纪的苏格兰哲学家亚当·弗格森提到了‘财产’一词，但是却不是这个含义。贝塞尔注意到《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好几次使用了“私有财产”这个词，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Malth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的第一版也用过一次。“但是，总的来说，一项制度如果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办法，就算制定得再细也是没有必要得。”
当然这位伟大的法学家关切财产和财产保护。布莱克斯通把财产界定为“一个人所有的，对外部事物行使的，完全排除宇宙其他个体的专属支配权”，“但是他决没料到还有什么“会像财产权那样，如此赢得人类的芳心。”杰拉米·边沁，在其他问题上与布莱克斯通几乎处处相左，但唯独在财产问题上与他不谋而合。他指出，保护财产的法律是“人类战胜自己的最辉煌的胜利。”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私有财产受到了知识界的攻击。这些攻击来自方方面面。
贝塞尔将穆勒、马克思、马歇尔三大经济学家称为三位一体。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提出的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之间的显著差异是随后许多危害的根源。生产规律是科学的，永恒的，而分配规律则是人的产物，可以通过立法改变。穆勒把有关财产的讨论归到了分配之下。是科学决定了生产，而非所有权。
然而，在市场经济中，分配和生产以及交换是密不可分的。再分配的冲动破坏了对生产和交换起巩固作用的私有制。当私有财产不再安全的时候，本应由规律支配的生产过程就会受到破坏。在一个市场内，没有所谓的生产机制可以独立于和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所有者相关的奖惩机制。
穆勒关于生产的苍白论述与100年后冯·米塞斯给出的阐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拥有生产资料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种社会责任。资本家和地主必须利用其财产，尽可能满足消费者. 如果他们在职责方面表现迟钝或者不称职,他们会受到损失的惩罚. 如果他们不吸取教训,不改正处理事物的方式,他们就会失去财富. 没有哪项投资是永远安全的。
在米塞斯的论述中，生产是一项活跃的，具有风险的，是需要企业家冒险的。生产是一项变化的过程，生产唯一永恒的规律就是变化。米塞斯的最后一句话“没有哪项投资是永远安全的”反驳了关于经济租的古典经济学说：永久收入流是不存在的。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最早相信他是目睹人性发生转变的众多思想家中的一位。这种转型会使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当人们的本性自然而然地发生改变之后，每个人都会“视公众利益为己任”。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穆勒当然明白，财产一旦公有，就会出现干活不卖力的问题。但是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农场或者“工厂”，人们的工作将会受到监视，不是农场主或工厂主，而是全体劳动者。
众所周知，那样的体制只有一个结局：古拉格集中营。然而，在19世纪中叶，这样的思想在当时还是进步的。无论是他生活的那个世纪还是此后的一百年间，年轻的穆勒都是一位极富影响的思想家。他写了“当时最成功最具影响力的论文”。根据Pipes的记载，穆勒“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向社会主义靠拢”。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对英语国家的经济学家的思想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歇尔同样相信进步的理念。当穆勒盼望着改善人性的可能性的时候，马歇尔已经相信在过去50年间“人性的变化”是“迅速的”。不幸的是，他不相信保护私有财产比改良人性品质更加迫切。
马歇尔拥护进步的社会变革。“人类天生的集体感，责任感和公益精神”应当得到更好的发展。立法应当巩固这种趋势。由于人的完全性，私有财产就变得不重要了。
在穆勒之后，马歇尔之前的卡尔·马克思，公开攻击私有财产。他呼吁废除私有制。这三位都赞同的一点是，如果要废除私有制，那人的本性也需要改变。“马克思相信，事实上人性一直在改变。马歇尔也是如此。所以他们关于财产的观点至少还是一致的。如今，很少有人相信人性是在不断变化的。而且可以看到，一些论断诸如马歇尔的人性已然改变论，是被误导的。”
20世纪共产主义的措施试图改变人的本性。俄国历史学家米海尔·赫勒解释说， “自十月革命以来，共产党实施的任何措施，不论是对原先宗旨的改变或明显的背离，亦或是领导人的更迭，目的都是为了改变人的本性。”这样做的后果，我们已经知道。
到了20世纪，在经济学上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悖论，那就是市场的拥护者反而对财产问题缄默不语。大凡经济学家开始谈私有财产问题的时候，通常会持批评的态度。熊彼得在谈到古典自由主义的“失败”时，解释说，“大体上讲，所有国家的经济学者在政治上都是支持反自由主义倾向的，而不是现今占主导的自由主义。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说，经济学和自由主义之间的联盟——经济学和功利主义之间的联盟除外——已经破裂。”
从谴责诋毁的角度来说，没有谁比马克思更加关注私有财产的了。上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的私有财产观在全世界大多数地方获得了胜利。在这场争辩中，20世纪的其他经济学家都跑哪儿去了呢？
20世纪对财产权的忽视
今天，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忽略财产权是件很平常的事。那些被公认为是市场经济捍卫者的经济学家们关于财产权的著书立说甚少，这倒是令人感到惊讶。1935年哈耶克编辑了一辑关于社会主义计算论战的文章的合集。他用很长的篇幅介绍了这个问题，以下是其中关于财产权的论述：
我们说上述的此类不完全规划是不合理的，但这并不等于是说，可以给与理性支持的资本主义的唯一形式就是原来意义上的完全放任自由。认为历史沿袭的法律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最“自然”的制度，这样的假设是毫无道理的。承认私有财产的原理决不意味着，对这项权力内容的详细界定，正如现行法律规定的那样，是最合适的。哪个才是最合适的，能够保证竞争顺畅高效运行的永久框架？像这样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但得承认，这个问题不幸却被经济学家忽视了。
哈耶克说，经济学家们“不幸地忽视了”“竞争经济最适合的永久框架”这一问题，在这点上他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他的这一段文章正好是这种“忽视”的佐证。上文引述的这一段文章几乎空洞无物。值得称赞的是，后来哈耶克在经济分析中承认了财产权的重要性。在他的政治性专著《通向农奴之路》中，哈耶克为私有财产进行了辩护：不论是对拥有私有财产的人还是没有财产的人，私有制都是自由的最大保证。这只是因为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在互相独立，谁也不会影响对方的人中间分配，这样作为个人的我们就可以决定该怎么做。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掌握在某个人的手里，无论它是整个社会，还是某个独裁者，谁行使这种支配权，谁就能控制我们。
法律提供给个人的最重要的保护就是财产保护。该财产为个人提供了与国家相抗衡的领域。对于派普斯（Pipes）而言，财产“是确保自由的政治和法律机构出现的关键所在。”相比之下，极权主义继承了它的“祖传”机制，在这一制度里，主权和财产权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极权主义在苏联登峰造极也绝非偶然，因为俄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是主权、财产权不分的。
即使当法制薄弱，保护不了大众的财产权时，富人和权贵都设法保护他们的财产。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智利是个明显的例外——都是这种情况的佐证。例如，委内瑞拉的普通老百姓没有私人财产，所以他们在加拉加斯（委内瑞拉首都）附近的山上搭起了棚屋。而社会精英住的却是层层保护的别墅。缺乏对私有财产的
合法保护，阻碍了财产权和资本主义在该地区的民主化。
1763年，马里兰州的一群德国移民报导说，“这里的法律规定如下，人人都能享有自己的财产”，“即使最普通的人也不会受到来自最有权势的人的压迫，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的话，谁也不能从他哪儿夺走任何东西。”一个生活在18世纪美国殖民地的德国移民者享有的财产权比起一个生活在21世纪的委内瑞拉公民更能够得到保障。这样你还会对美国繁荣富强，委内瑞拉停滞不前感到惊讶吗？或许委国的总统胡戈·查韦斯危险又具破坏性，但是也不能把委内瑞拉的困境归咎于他。这是体制失败造成的问题，而不是由于某个人的性格缺陷引起的。
通过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早期美国人，像上文中提到的18世纪德国移民，针对国家和强权的权力得到了保障。反过来，这种保护使他们有了进行投资和承担风险的可能。
更宽泛地讲，财产权的立法越完善，工作，储蓄和投资的激励就越强烈，经济运行也会更加有效。经济运行更加有效，各方面资源的产出就会越高。
一旦提出之后，对财产权的理论论证就变得极为紧迫了。为什么个人要进行投资，除非他为自己或者家人赢得了一定的利益？除了一个界定明晰的产权制度，他怎样才能确保他的所得是合理和安全的呢？除非人性改变，否则人们的追求就不会改变。但是，人性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经济增长理论依傍的还是生产和物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制度统治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经济学者们仍然在争论，规模收益是否在增加，减少还是固定不变。但是这场论战讨论的是生产的自然规律，而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激励和报酬机制。
在经济模型之下，收益可能会递减。但是在现实世界，收益可能会增长。亚当·斯密相信，收益减少是短期的，但是成本下降却是长期的。短期内的收益减少验证了大卫·李嘉图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收益递减现象。从长远来看，企业家改革，资本家投资，成本下降。斯密本人认为生产文具针的工厂为他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财产权理论家却不这么认为。
到了20世纪，有一位经济学家在财产权问题上没有随波逐流，他就是路德维希·冯·密塞斯。他的产权观点预见了若干年后为经济学家们所采纳的许多立场。“如果一直实行的话，财产权一方面将使所有者获得妥善利用它所产生的所有利益，另一方面也会给所有者带来由于行使所造成的弊端。”当法律不完善，或者在负债保护上存在漏洞时，收益和成本不会内在化。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外部成本的问题。
米塞斯分析了个人建立对自然资源的财产权力的过程。他还分析了建立私有财产权的成本和利益。他对建立私有财产权进行了成本和利益核算。如果土地充裕，并且边疆不断扩大，就像19世纪的美国一样，那么建立私有财产权也许是不合算的。在当时的环境下，殖民者砍下树木后不用考虑补种。同样的，他们可以打猎捕鱼直到资源枯竭，然后再转移到未开发的土地。“只有当越来越稠密的人口居住在这个国家，再也没有无人占领的优等土地可供获取的时候，人们才会想到这种掠夺的方法是不经济的。这个时候，他们就巩固了土地所有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