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穿越中东，一个中国女孩的写作与探险｜正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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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她第一次前往中东，目的地是伊朗。之所以选择伊朗是因为签证策略：“只能先去伊朗和黎巴嫩，再去以色列。如果反过来，以色列的签证会让你无法进入伊朗和黎巴嫩。”但更深刻的原因，是她对这个政教合一国家的好奇。

与许多旅行作家不同，姚璐选择以沙发客的身份，进入当地人的家中，近距离与他们接触。“我之前没有尝试过沙发客，第一次就住进德黑兰的一个陌生人家，心里慌得要命，还用英语准备了一些新闻话题想跟人聊天，结果笨拙得像个学生。”

“我以前看新闻，觉得这些地方没法活。去了才知道，人总有办法。”到访伊朗时，姚璐发现，当地女性必须穿包裹住臀部的长款上衣并遮盖头发，但她发现有些女人对这一“规范”表达过不满。矛盾不断积压，2020年，一名女孩因反抗被捕后死在狱中，当地爆发“烧头巾”抗议。直到现在，规则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但她们还在继续反抗。

2017年，她从埃及回国，试着写了3万字，却很不满意。“那时候阅读量不够，文字很幼稚、浅薄，经历也不完整。”她把稿子扔在一边，继续中东之旅。2018年去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积累了更多素材。

到访叙利亚时正值2018年底，内战趋于平静，政府控制区相对稳定。在经历七年内战之后，当地人都对战争很疲惫，“不管谁执政，只要和平就好。”让姚璐没料到的是，2023年11月，阿萨德政权突然被推翻，政权在十天内实现更迭，举世震惊。当她联系叙利亚朋友时，对方也很茫然：“早该倒台时没倒，现在看似稳定，却突然崩溃，太魔幻了。”

在耶路撒冷古城，姚璐目睹犹太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泾渭分明”地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他们共享一座圣城，却像平行世界般互不打扰。这种表面的和平，反而让我预感到冲突的必然。”

在巴勒斯坦，伯利恒，她遇到一个曾在以色列监狱服刑三年的年轻人。他小时候跟父亲参与激进武装对抗犹太人，被关押三年。“我以为他会充满仇恨，但他很平静。他说监狱让他反思，仇恨无休止，没有意义。”出狱后，这位年轻人开始学希伯来语和英语，他想去以色列找一份新工作，过上好日子。“你得站在他面前，才会懂得一个人从激进到平和的转变。”

姚璐在巴格达遇到的人，几乎都有亲人死于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那段时间。一个沙发主讲到他爸爸被炸死时，姚璐沉默了，不知道该作何回复。他却反过来拍拍姚璐的肩膀，安慰她说“生活总要继续下去”。他们对死亡看得很淡，见得多，反而更珍惜喝咖啡、聊天的日常。这些都是新闻里看不到的日常，看不见的中东。

2019年下半年，一家出版社找到姚璐，说她的选题有潜力。“当时刘子超的《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还没出版，旅行类非虚构作品是很稀缺的内容，他们让我试试。”

2020年1月，在新冠疫情大暴发的时期，她仍在前往沙特阿拉伯的路上，并辗转伦敦、土耳其等地，直到3月才搭上回上海的飞机。正是在这架飞机上，她读完了何伟的《江城》。这本书也成为写作的转折点。“我特别喜欢他的视角，”姚璐解释，“他住在一个地方，跟当地人‘混’在一起，用旁观者的目光观察，既幽默又有深度。我在飞机上突然明白了我想写成什么样。”

“他写涪陵小城，也让我学会如何观察自己的家乡。”姚璐在书中避免宏大叙事，采用平等的“旁观者视角”，记录教师、大学生、工程师等的故事。在新闻画面的“火药桶”背后，是无数人的坚韧生存。何伟曾说，“理解一个地方的最好方式，是承认自己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它。”姚璐同样拒绝坐在书桌前想象中东，而是亲眼去看黑袍下的笑容。非虚构的力量在于，它逼迫你承认世界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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