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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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县曹家街，一条街都是姓曹的地主，我们家也是地主，但也不过是一个破落地主，不怎么“顽固”。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去世了，那天她上午还去看人家结婚，下午不知怎么就死了。母亲的死对父亲打击很大，父亲病倒，嫂子当家。嫂子的脾气大，孩子多，也就不管我了。
那时候，二姐对我很好，常常给我做鞋子衣服，每天早晨喊我起床上学。1946年，二姐出嫁后，早上连个喊我的人都没了。
1952年新疆兵团到我们学校招女兵，说到新疆以后，工作自愿，报名考试，没有文化的还可以学习。
我瞒着二姐报了名，但还是被知道了，怎么说都不让我去。“新疆那么荒凉，你到那儿干啥？家里不好也有工作啊。还有我，还有咱舅咱姨，全家都没饭吃了也不会让你饿着。”
我说，那毕竟不是咱家，特别是咱姨长得像咱妈，我一看见就想哭。姐姐劝不住，只能坐在旁边流泪，“妹妹你想的太多啦。”
当时年龄不满18岁的不能走，和我一起报名的还有刘素珍、卢秀琴。我们仨的身世差不多，也都没有妈。刘秀素当时才16岁，她虚报说18岁，我和卢秀琴就给她作证，才让她报上名。走之前，有些老太太哭着说：“这些丫头都疯了，要到西北去，那里狼啊、野兽啊什么都有，你们以后还想不想回来？”
我才不管别人怎么说呢，人家能去我也能去，狼只吃我不吃人家？
走的那一天，人家有父母的都来送，父亲患病不能送，嫂子也没来，只有二姐跑来送我。她给我一床被子，还有一块钱，含着眼泪嘱咐，“在外面不比家里，家里有亲戚家人，遇事有人帮着。外面只有自己，得自己看着自己。”我哭着回她：“没事没事。”
政府领导也来送行敬酒，哭着说：“到了新疆，努力工作，不要丢山东人的脸。”所有的人都哭成一片，连带兵的也都眼睛红红的。
到了泰安，我们被编成十一个中队，经过一星期的集训才出发。
乘的是汽车，敞篷子的。在路上，走到哪里都欢迎我们，吃饭时用脸盆打饭打水，大米白面随便吃。什么都好，就是纪律太严。不许穿花衣服，连花裤头都不让穿，只能穿统一发的白裤头和绿裤头。
我们洗的花裤头都不敢晒在外面，不然领导看见了就要批评，说：“你们是军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发的鞋，有的大有的小啦，不跟脚，也得穿。你提意见，他们就说你们是军人。
一路上越走越荒凉，一直出了玉门关，汽车才打起篷子。出了玉门，过六盘山时，汽车挨着悬崖走，我们吓得连歌都不敢唱，躲在敞篷里，不敢向外看。车子开得虽不快，晚上也睡不着。
走了两个多月终于见到了房屋，到了迪化，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大家高兴坏了，车停了大家都东望望西望望。有句话叫，“乌鲁木齐三件宝，马粪牛粪芨芨草，维族丫头满街跑。”那时的迪化就差不多这样。
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我们发了一套装备：帽徽、胸章、裙子、军装和皮鞋。一周之后，我被分到南疆二军六师十八团，离迪化不下1000多公里。汽车又接着往前走了近一个月，这一路就全是戈壁和沙漠了，连个人影都见不着。
有一天，汽车停了，只听到一个人喊：“同志们，到地方了。”
“欢迎你们来到团部！” 不知从哪儿钻出几个人。我们往外一看，这儿到处都是沙包、草堆，只有一杆红旗在那竖着。大家都呆了，这就是团部？大家高兴不起来了。
到了没几天，一个晚上下起了大雨。大雨冲垮了宿舍，其实就是地窝子，是用席子和红柳铺的，上面就盖上层土。苇席子、红柳枝全都给冲跑了，我们就都抱着被子哭鼻子。
整个团部，除了中队部的房子，其余的都被冲得一塌糊涂。雨一停，政委马上号召大家修整地窝子，把地窝子上面的盖全部揭开，让太阳把地窝子里面晒干，晒干后又加厚了许多。
那几天我总想，我们哪辈子才能把这儿建设得“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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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迪化集训的时候，指导员常表扬我们说，“你们这群山东姑娘是好样的。希望你们能够服从分配，扎根边疆。”
可我们最受不了的，就是“扎根边疆”，找对象也要回去找，谁呆在这鬼地方？还有人说，这么多老头子，都是大胡子，可不能在这儿找对象。
1953年，大队部的干部开始给我介绍对象。于基振政委说，现在部队里的男同志和你们几乎都是一代人，都是受过许多苦的。和谁过日子都一样，他们比你们大不了多少嘛。况且要建设边疆，要扎根，必须安家，就不要想回家了。你看我们这里，火车修通还要多少年啊，在这里找个对象安家就行了。
我说，我不想找，家里已经有对象了，有感情。你们介绍的那个湖北的，我对他不了解。政委让我回去考虑考虑。没几天，于政委问我，“小曹呀，考虑得怎么样？结婚以后，工作不在一起我们可以调动嘛，你不要担心。只要结了婚，一切组织给你安排。”
我被通讯员接到劳改大队，见到了组织介绍的对象，也就是后来的丈夫蒋和魁。
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俩，他让我坐下，问，“你看我们的婚姻自由不自由？”
我说，“半自由。”
他就说，“你把这个解释清楚，我们是朋友是战友，如果不同意就不要勉强，感情是慢慢建立的，如果强迫，以后生活也是痛苦的。”
我说，“说自由，是因为我也同意，说不自由，因为又不是自愿的，组织上逼我必须同意。”说完就趴在桌子上哭。他一看我哭，慌了，急忙说，“不要哭，你不同意就算了，明天就送你回去。”
第二天，我没起床没吃饭，心想，你想结婚你自己结去吧。于政委听说后批评我不听从组织安排，最后说组织已经批准，今天下午结婚。
我一看，组织都批准了，还能有什么办法。组织的批条就是结婚证。当时条款规定如果自己找对象，必须有固定工作，三年军龄，年龄28岁以上，经组织研究批准后才能结婚。
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结婚证，就一张批条。
下午，举行婚礼，大家让我谈一下恋爱经过。我赌气说，“有什么经过，组织就是我们的经过，就是我们的介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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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就调到劳改大队当文化教员，教扫盲班。先后生了三个孩子，艰苦年代，孩子也受了不少苦。
1955年8月，大女儿出生，7个月大就送全托了，一个月看她一次；1957年，老二出生，当时丈夫还在喇嘛庙修路；1960年5月生了老三，老三都一岁了还不会走路，坐骨神经打针打坏了，亏得遇上苏联专家，不然就残了。
当时经济条件不好，全国都在挨饿，新疆的粮食都支援内地了，吃的是骆驼刺和苞谷种拌起来的面，这样也吃不饱，所以几个孩子的体质特别差。
1960年，为了备战的需要，农五师迁到博乐，我们一家也随之迁到农五师九十团。当时九十团啥都没有，全是芦苇湖，人还住地窝子，当时人编了个顺口溜来说芦苇湖：“一进苇湖犯了愁，蚊子牛虻爬满头，盼着清风来解驾，清风下来刮倒牛。”领导来视察，穿着白衣服进来，视察完以后都变成黄衣服，上面都是蚊子牛虻。风来了，房子一下刮倒了，连根木头都不剩。
九十团是农五师最穷的团，不生产粮食，靠其他的团场来救济，有时一个月才见一点儿白面，团领导换了一个又一个，还是没改变。吃救济不能吃一辈子，大家就拼着命开发芦苇湖，把芦苇割掉，把水放干，开荒种地，九十团又变成了农五师的模范团了。
那时我们团只有18个学生2个老师，我教他们语文。没有桌子，学生就坐在小板凳上写字，直到1983年，桌子椅子才配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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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文革”的时候，我老伴被打成“走资派”给抓了起来。他们让我揭露他的罪行。我说，交待什么，我们两个是组织介绍的，谁知道他以前是国民党。
他有历史问题，组织上为什么还把他介绍给我？
他们看我不交待，就让我和他划清界限。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愿怎么弄就怎么弄吧。
于是，他们就说我出身地主，剥削人民，把我抓了起来，停发每月工资和生活费。1969年9月21日我被送进牛棚，大女儿当时11岁，高小还没上完，老二8岁了，老三6岁，都抓在一个房子里，关了起来，就这样，我们一家“大牛”、“小牛”都被关在了牛棚里。
光关在牛棚里还不算完，你还得干活分任务，当天完不成第二天就得加倍。冬天割芦苇，湖里的芦苇每人一天80捆，24小时不停地干。当时我可真想死，可一想我从山东跑到这儿就落个这下场，我不能死。
但不死我怎么过，住一辈子牛棚？
后来一个二团职工安慰我鼓励我，总有一天会好的，咱们不能白白死去，多不合算。我想也是，就一直撑着，终于到了1979年，我出来了，平了反，还是教书。
退休后，我就常常琢磨，人活这一辈子真不容易，有这条命不简单。所以只要我一有钱有时间，我就回内地去，到老家山东、湖北逛逛。
三个孩子我也很少管。大丫头赶上“文革”，1984年自己上了成人大学，现在在博乐司法局。老二在保险公司，老三和几个朋友闯广东去了。
他们干什么我们没干涉过，管也管不完，他们有他们的活法，怎能总和上辈一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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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初恋和我的恩人
口述：陈晓辉 （1935年出生，82岁）
为了有自己的一份事业，17岁的陈晓辉来到新疆最北的阿勒泰，成为一名水利工程师。
当家乡的昔日恋人万里来到阿勒泰时，陈晓辉已经为了报恩嫁给他人；可是此时，丈夫却为了成全妻子悄然离去。
第二次结婚，她终于嫁给了自己的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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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不相信，女子一定不如男子。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成就更大的事业。
我的家乡是在湖南湘潭市马家河乡，祖父曾经当过县衙，父亲也是有名的乡绅，我们家在地方很有名望。父亲虽是个旧派人物，但重视知识，送两个哥哥去了国外留学，我也被送到衡阳市的堂伯母家里去上学。当时没有女校，女子上学的很少，只好在男校读书。
我的两个哥哥都留过洋，见识广，我从小就不服输，怕输给他们俩，就选择了地理。
可不久，父亲的田地就被土改了，我一无所有，两个洋派的哥哥也自身难保。看到报纸上登载了招收女兵去新疆的消息，我便报了名，没有和家里商量，只告诉了他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