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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爆发后，瑞典增速下沉，失业率飙升，政府为避免货币崩盘，甚至将利息上调至500%。改革势在必行。瑞典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Lars Persson告诉我，为提振经济，瑞典政府着手给电力、电信、铁路、民航、出租车等行业松绑。限制取消后，各行业的费用降下来，吸引了更多消费；部分公共服务，如养老和基础教育，则外包给私营机构。1993年，新“竞争法”出台，明确限制大并购及反竞争行为。“我们的经验是，只要市场不形成垄断，新的企业就会进来”，瑞典皇家技术学院的Pontus Braunerhjelm教授总结道。
另一条经验就是削减公司税，提振企业家精神。关于这一做法，坊间颇有争议。具体到瑞典，效果确是不错。1991年，瑞典将公司所得税从52%下调至30%（如今这个数字只有22%，远远低于美国的39%）。而在此之前，瑞典税法明显倾向大公司，而非创业者：创业者除了公司所得税，还要交个人所得税；大公司却有种种途径避开双重征税。
税率改革创造了公平竞争的环境。而“1991年以前”，Persson在去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瑞典税制偏向机构持股的大公司，缺乏资金的小型创业企业很难存活”。进入2000年代，瑞典把富人税和遗产税一并取消了，让“挣大钱”成为可能。这样一来，人们挣钱的积极性就高了，挣到了钱又会再投资，钱生钱。Braunerhjelm教授认为，“人们手里的钱多了，天使投资人就会出现”。在今天的瑞典，创业者享有很大的税收优惠，比如他们的大半收入被认作是“资本利得”，相应的税率要低得多。
减税不一定管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Tino Sanandaji承认，还可能加剧经济不平等。但瑞典的经验表明，有针对性的减税是可能为经济注入活力的。瑞典素有“高税收”之名，1991年税改之后减了不少，现如今公司税已经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税改前，瑞典最高边际税率为85%，改革后降至57%。现在的瑞典税制相对“扁平”，个人税负差别不大，也就是说不仅有钱人要多缴税，普通中产的所得税也相当可观。不过，多数瑞典人对此没意见，因为作为对“高税收”的回报，他们享有“高福利”，看病、上学都不花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