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当年厂里一台老厂长留下的老旧面包车，开在路上常常会抛锚，孙飘扬优先考虑的不是去换台新车，尽管公司跑业务非常需要，他还是想方设法挤出钱来优先满足研发的需要。
自己缺人缺技术，就只有眼睛向外，登门拜访，寻找合作。他和同事买过站票乘绿皮火车，住过小旅店潮湿阴暗的地下室。学药学专业出身的他，出差时公文包里装的大都是药物研发的相关资料。成功突破的第一次就是找到了中国药科院药物所的专家，把他们的抗肿瘤化学药物研发成果-异环磷酰胺，1991年几乎“倾家荡产”的用相当于企业全年收入的120万元买下，通过中试放样，形成生产能力，1995年批准上市，当年收入1000万元，3年后，这个异环磷酰胺为企业带来的收入已经实实在在的过亿了。时隔三十余年，孙飘扬回忆起当年的种种艰辛，还是很感谢那时的幸运。
当企业生存有了好转了之后，1997年的恒瑞又拿出250万元开始做新药。2000年10月，改制后的恒瑞医药上市，融资了4.8亿元。42岁的孙飘扬决定拿出2亿元，在上海筹建企业的药物研究所。他很明白，连云港的地域特点，交通不便，生活条件也相对艰苦，难以聚集优秀的科研人员，必须走出去，到大上海去。新药研发时间长，资金投入巨大，其他方面可以减少开支，创新投入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否则企业就没有发展的动力。
于是，当行业的平均研发投入占收入的比重普遍不足百分之二三的时候，恒瑞已经开始往收入占比10%、15%、20%的比重上提升了。
孙飘扬带领下的恒瑞医药上市20余年来，坚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坚持走研发驱动的创新之路。公司从未进行过大手笔的并购，也就无需任何商誉计提。2013年之后的恒瑞医药也没有再出现过坏账准备，此前上市后的2001年至2013年，上市公司坏账准备合计为5.73亿元，年均仅0.44亿元。他曾经告诉我，他坚持公司任何时候必须留有充足的大额可支配现金，以应对任何突如其来的不测风险。
在2019年时，孙飘扬痛下决心，砍掉一批没有竞争优势的一般性仿制药管线，即使是那些已经投入或者沉没的成本，全心专注创新，致力于临床未被满足的需求，这一大动作的取舍让行业很是震动。2021至2023三年，每年的研发投入都超过了60亿，占销售比重20%以上。 2024年，公司全年的研发支出达82.28亿元，已经达到收入占比的29.4%。
一次，我曾经问起同在江苏的先声药业创始人任晋生，怎么看恒瑞医药的研发投入。他很实在的回答说，开始我们和恒瑞的每年投入也差不多，我们也去上海建立了研发机构，但是我们有动摇有反复，孙总就是坚持，就是不动摇，最后我们就落后了。
正是过去十余年持续高达460亿的研发投入，恒瑞医药获批的一类新药并已上市销售的已经超过19个，公司先后在美国新泽西和波士顿、瑞士巴塞尔、澳大利亚、日本和中国多地设立了14个研发中心，构建了各有特长、功能互补的全球研发体系，建立了一批国际领先的新技术平台，如PROTAC、肽类、单克隆抗体、双特异性抗体、多特异性抗体、ADC及放射性配体疗法等，为创新研发提供强大基础保障，同时形成了一支超5500人的规模化、专业化、能力全面的研发团队，在多个疾病研发领域的创新能力和执行能力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孙飘扬告诉我说，因为创新是一个漫长的周期，是一场艰苦的马拉松过程，需要审慎的长期布局，需要对失败的容忍，需要实力与耐力。大体上就是一个10年左右的过程，才会看见结果，然后开始一个商业化的更挑战的过程。
所以，没有提前10年的考量，不会有10年后的结果。对于这一点，他很执着，很坚持。
恒瑞的研发管线数量现在已位列全球制药企业第八位，已第三次进入全球药企Top 25，并11次在中国医药企业最佳工业企业登顶榜首，其收入规模亦已连续6年上榜全球制药企业Top 50。
我曾经问他，“尊重和敬畏，是让产业良性发展的一个很重要态度。如果一家企业想在目前这样的‘内卷’的竞争环境中胜出，你认为需要具备哪些关键的要素？”
他说，“
我的经验还是未雨绸缪。
任何企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是有限的，如果一个领域别人已经做的很多了，其价值和需求必然会降低，就没有必要去凑这个热闹了，还是应当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可以给患者解决问题且能有回报的项目上，而不仅仅是集中在重复性高的热门领域，比如肿瘤或者免疫领域。”
孙飘扬很平和的说，
“我们能有这么大的变化，就是创新、创新，不断创新。”
中国的创新药发展，我们有两个人不能忘记，第一位是国家推动“重大新药创制”转型的技术总师桑国卫副委员长。他对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的构建做出了巨大贡献。国家财政为此先后投入了233亿元，直接放大了约10倍拉动了整个社会资本对于创新药的持续投资。从2008年到2020年期间，重大新药创制项目产生了四十多个一类新药。
第二位是在2015-2018年担任国家药监局局长的毕井泉。中国创新药进入快车道的元年，正是从2015年的药品审批改革算起的。药审改革让中国的药监体系从制度上与国际接轨，让中国的创新药开始走上了良性健康的轨道。
中国的创新药研发道路依然艰难险阻，基础研究、资本、周期、体制、同质化内卷，等等，显性和隐性的制约因素仍然发生着矛盾和冲突。
中国创新药发展已经历时10年，似乎还在经历着传统的“七年之痒”。2021年时，中国医药行业尚处于巅峰时期，彼时中国有20家医药上市公司市值达千亿以上。而仅仅过了3-4年的时间，只剩5家药企市值尚在千亿以上，而3000亿市值以上的公司只有两家，一家是制药企业恒瑞，另一家是医械企业迈瑞。
所以说，恒瑞是一家具有样本意义的中国医药企业，也是中国企业史或者改革开放史的一个重要角色，值得长期观察。
时间回溯。任何一段历史都有着自己不可复制的独特性，因为历史不是按照人们预想中的轨迹一丝不苟的前行。一个又一个的转角和岔路，总是在意外的时刻出现。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正是发轫于1997-2003年间。以抓大放小为特征，通过改制的方法，着力解决政企权责不分，企业产权不明晰，机制活力减弱等突出问题，实现了大量国有中小企业的混合所有制和民营化，所谓“国退民进”，因此也推动了一大批优秀企业的诞生。
连云港制药厂通过改制，更名为恒瑞医药，也正是发生在这个重要的1997年。
2000年恒瑞医药上市时，市值仅36.8亿元。2003年3月22日，恒瑞集团与连云港天宇医药有限公司、中泰信托、连云港恒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国有股权转让协议（出让56.15%的股份，每股作价3.10元后调整为3.26元，总代价约4.67亿元，国有股东保留持股6%），启动了股改的重要一步。中国资本市场初期存在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特殊安排，后者主要为国有股和法人股，在事实上形成了股权分置的格局，且由于持股成本的巨大差异，造成了二类股东之间的严重不公。
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里程碑式的改革，从2005年至2007年历时三年，从根本上重写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推动了股东利益冲突和控制权僵化的制度性缺陷的改革和改善，更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一批不可估量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这一制度性的能量释放，是恒瑞医药发展史上的惊人一跃，是无法复制的伟大成长的重要推进器。如果没有这一制度性的能量释放，我不知道以后的恒瑞医药会如何走向，也不知道命运会把孙飘扬带去哪里？
历史就这样似乎不经意间，再一次的时来运转，垂顾了恒瑞医药，垂顾了孙飘扬。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历史如此这般的垂顾降临，最先可以承受的一定是内心有理想、有准备、勇于接受挑战和风险的人。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唐代诗人李白亦有诗曰，“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从2006年之后，恒瑞医药进入了充满活力与生机的发展快车道。在2010年6月、2014年4月、2017年11月、2020年8月，恒瑞医药更领风气之先的大笔实施了对职业经理人团队和关键研发人员的股权激励计划，实际受益者先后累计有1991人。2024年9月9日，恒瑞发布了员工持股计划，激励受益人数达1203人，100%解锁的业绩目标直接与创新药的收入挂钩，即2024年、2025年、2026年创新药收入分别为130亿、165亿、208亿，分别同比增长23%、27%、26%。
随着公司收入和盈利的不断快速增长，恒瑞医药的市值在2006、2008、2010年分别突破100亿元、200亿元、400亿元大关；2016年12月，恒瑞医药的市值首次跃上1000亿元 ，位居A股医药上市公司第一；2017年11月，市值过2000亿元（当年的连云港GDP为2638亿元）；2019年11月，市值过3550亿元；2021年1月，市值高达6200亿元。此后3年，由于集采、疫情、内卷、监管等诸因素持续叠加，中国医药企业的收入和盈利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阵痛期，相关上市公司市值开始进入难以修复的下降通道，行业普遍进入集体性的焦虑和不安。
孙飘扬曾坦言，目前国内的竞争的确比较激烈，企业面临创新药上市后如何形成效益和规模以及如何以商业化反哺研发进入良性循环的问题。创新药获批只是一个开始，若无法产生销售收入，创新难以为继。
恒瑞一直关注内卷的问题，无论是从研发、临床还是上市销售，都有深刻感受。
在研发中，一个现象是很多企业都在进行相似的研发项目，导致进入临床后大家都在抢占相同的适应症的受试者资源，从而互相抬价，使得临床试验的价格和费用相应提高，就连试验用猴子的价格也曾经飙升到二十几万。到了产品上市后，创新药推广需要大量资金与经费，以及面临监管和支付政策的变化，内卷可能导致产品的商业化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研发与市场的国际化，恰恰是中国药企整体正在探索的一条艰难之路。
孙飘扬有一句反问，“早干嘛去了？”其实也是自问，更是一个自我倒逼的反问。
2018年以来，恒瑞在内生发展的基础上，开始着力加强国际合作。
通过与美国、韩国、德国、印度公司等合作，公司将卡瑞利珠单抗、吡咯替尼、HRS-1167、HRS-5346等多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对海外授权，其中与德国达姆施塔特默克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达成的授权合作，交易总额可能高达14亿欧元；GLP-1类创新药HRS-7535、HRS9531、HRS-4729总交易额约60亿美元并取得19.9%的股权；与默沙东达成的授权合作，交易总额可达19.7亿美元。此外，目前公司已有注射剂、口服制剂和吸入性麻醉剂等多个制剂产品在欧美日上市销售。
2020年1月16日，62岁的孙飘扬掌舵恒瑞医药已满30年，他决定卸任公司董事长一职。此前2周，我们见面时，他说起准备交棒职业经理人。我以为这只是他还在考虑中的一个计划，待看到公告，我还是有些惊讶。我问，怎么这么快就决定了？他笑答，定了，就做了。他希望把更多精力放在公司的未来战略上，而日常经营工作则交给职业经理人团队。其实几年前就已经在做准备了，不是一个突然之间的决定。
他很快真的退下了一线。他只保留董事，依然担任公司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参与公司战略决策。公司为此修订了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将《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第五条：“战略委员会设主任委员（召集人）一名，由公司董事长担任”，修改为“战略委员会设主任委员（召集人）一名，由公司董事担任”。
他说，他有一种难得的轻松感。他依然早早起来，还是如常去公司，但坚决不过问具体经营。只有公司研发部门的课题进展或开题讨论，他会坐在后排，认真听取团队的分享，偶尔提出自己的一些观察给团队参考，也会找研发人员来聊聊国际同行的新发现新趋势，这是他的真实乐趣。
这一年，起步于连云港制药厂的恒瑞医药走过了50年。公司依惯例举行庆祝活动，他去了，但是没有上台讲一句话。他说，他已经把经营交给团队了。他更认真的是认为，
50年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重要的不是去总结做对了什么，而是要反省做错了什么，这样才可能会有机会更好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