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但中国却并未陷入这样的困境，这是因为：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休克疗法式的，中国政府始终将改革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没有完全被市场的力量所左右。其次，中国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大量的国企关停并转，但工业体系的基本框架也仍然保持完整，并未完全被摧毁。第三，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大力发展出口加工等低端产业，但并未完全成为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庸，而是仍然保持了较高的独立性，在得到一定程度的积累后，就开始进行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从而基本上建立了一个从低端到高端、从重工业到服务业的完整工业体系。
因此，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和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苏东国家不同，中国在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同时，仍然保持了独立性，并不完全受制于这个体系，反而因为中国的介入和发展，对这个体系构成了较大的冲击，乃至在一些人看来，正是因为中国加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才导致了欧美工业向中国转移，从而导致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业空心化，减少了就业岗位，加剧了贫富分化，从而导致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结构性的危机，进而影响到其政治稳定。
其次，对于绝大多数选择了市场化发展道路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他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国家对干预经济过多的问题，而是国家根本没有能力对经济事务进行干预
，根本无从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只能被动地充当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带，一方面提供资源和原材料，一方面充当发达国家的产品倾销市场。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增长周期内，这些国家还可以依靠这种方式发展，但一旦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进入衰退周期，这些国家就会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不仅经济会首先陷入衰退乃至崩溃，甚至会发生政治动荡，严重的时候可能会直接导致国家分裂，陷入战乱。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曾经的金砖四国中，只有中国依然一枝独秀，俄罗斯、巴西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无法自拔。中东、北非、拉美一些国家，在全球化高潮时期凭借着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高速增长周期，能源和资源价格高企，依靠能源和资源出口，维持了较高的收入和福利水平。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进入衰退周期，这些地区就开始捉襟见肘，失业率高企，社会福利缩减，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增加。加之西方国家的鼓动，发生了社会动荡，曾经人均GDP和人均收入都远高于中国的叙利亚、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国都先后发生了所谓的革命，陷入长期的政治动荡。在拉美，委内瑞拉等国同样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为了挽救经济，政府只能滥发货币，从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导致经济加速崩溃。此外，泰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因此而经历了较大规模的政治动荡，虽然后来大体上回归稳定，但经济依然处在衰退之中，并未复苏，失业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年轻人的失业率则更高。
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政府并非不想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和调控，而是他们完全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政府所拥有的经济干预政策工具也极其有限，只能采用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来进行间接干预，而中国政府则可以通过仍然保留着的国有的金融体系和非金融国有企业体系，进行更为直接的干预，以维持经济正常运转，减缓经济衰退的速度，缓解对冲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
儒家解释了东亚四小龙，解释不了中国崛起
儒家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
早在1980年代中国刚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恰逢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崛起，东亚资本主义成为全球瞩目的现象，按照一些人的解释，东亚资本主义同时也是儒家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在儒家的支持下的成功。他们认为，东亚资本主义涵盖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上属于广义上的儒家文化圈，因此，正如新教曾经被认为是支撑资本主义兴起的文化原因一样，儒家也是东亚资本主义的文化支撑点。部分欧美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认为，儒家文化影响下的这写国家的民众要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更加勤劳，更加注重教育，更愿意遵守秩序，更愿意储蓄而非消费，对不同的文化和宗教更急包容。正是这些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文化特征，让东亚地区更加适合承接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从而能够完成初期的资本积累，迅速实现经济腾飞。也是在此基础上，在1980年代的文化热大潮中，儒家之所以能够迅速脱颖而出，受到更多的关注，海外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纷纷回到中国大陆讲学，宣扬儒家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以供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