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货”指的是财富，“殖”指的是增长。财富的增长首先来自于经济个体，人们通过劳动获得了财富，不仅实现了富裕而且会更渴盼稳定，这是国家安定的基础。国富、民富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因为国富所以才要“使民富”，它们其实是融合于一体的。
如何实现民富、国富呢？传统的看法是要“重本抑末”。“本”是农业，“末”是农业之外的其他各业，包括手工业、商业等，只有大力发展农业才能民富国强。
为什么有这样的认识？因为在一些人看来，直接从事生产的人才能创造财富，像商人这样靠从事交易而致富的人是“蠹虫”。司马迁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引《周书》上的话“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说明各行各业的重要。农是农业、工是手工业、商是商业、虞是从事山林渔猎的人，农、工、商、虞四业互相无法替代。
在这四业之中司马迁更强调商业，《货殖列传》就是为成功的商人们立传，其中包括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人。这些“企业家”在商业上都很成功，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高，顶着“为富不仁”的帽子，不仅被舆论歧视，而且经常受到政策的打压。
汉初规定商人不得为官、不得占田，后来更视商人为亡命、赘婿这一类人而进行贬斥。
司马迁肯定了商人的价值，进一步指出“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现代经济学认为工业的附加值确实比农业高，而商业、服务业的附加值又比工业高，这就是著名的“克拉克定理”。
司马迁反对歧视商人，认为“富者得势益彰”。他举例说，孔子之所以“名布扬于天下”，与他的学生子贡有很大关系。众所周知子贡是个成功的商人，很富有，正是因为他有条件对老师进行不遗余力地宣扬，孔子在后世才这么知名。
司马迁甚至提出了“素封”的概念，认为这些成功的商人虽然没有爵位、没有官职，但他们是“千金之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一点儿都不比王侯、高官小。
国家要对经济进行管理，怎么管？管仲认为必须全面加强管理，“以轻重御天下之道”，通过货币、价格、税收等手段控制物资流通，对盐、铁等战略性物资实行国家专营。他的主张被称为“轻重论”。
司马迁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国家管理经济有五种方式：一是“
善者因之
”，通过实行自由经济政策，顺其自然，国家不干预；二是“
利导之
”，通过一些手段，如物质利益、经济杠杆等引导经济向有利的方向发展；三是“
教诲之
”，通过教化手段影响人们，鼓励人们从事某些经济活动；四是“
整齐之
”，通过法律、行政等强制手段规范、整治人们的经济活动；五是“
与之争
”，通过直接干预、介入经济与民争利。
司马迁认为第一种方式最好，最后一种方式最差。他的“善因论”与管仲的“轻重论”刚好相对，一个主张国家不干预经济，一个主张干预。
作为太史令出身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本应专注述史，但他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显然也十分深入、深刻，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
汉初无为而治，对经济活动较少干预，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但从汉武帝起逐步改变了不干预的经济政策，推行重农抑商、移民屯垦、假民公田，不仅收回了货币发行权、盐铁经营权，还实行均输平准、算缗、告缗、酒榷等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加强了对经济的管控。
司马迁写《平准论》，叙述的就是汉初以来经济政策的变化，对汉武帝实行强化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进行了评议。他认为由于国家强化了干预，汉初以来几代人辛勤积累的财富可能一耗而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