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评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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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朱熹还将庄子与道家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列子、杨朱进行比较。朱熹认为“列子在前，便有迂僻处”，列子虽细腻，但在讲道理上终究比不过庄子：“列子固好，但说得困弱，不如庄子。”相比之下，庄子的文章豪伟，有纵横气象。朱熹还将庄子视作杨朱的门生（“列庄本杨朱之学”），相较于孟子对杨朱激烈的批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朱熹对杨朱的总体态度则是肯定居多。他评价杨朱是“超然远举”的“为我主义”，因为杨朱“视营营于利禄者皆不足道”，这并非世俗狭隘的“利己主义”者所能企及。朱熹的解释一方面澄清了自孟子以来对杨朱“利己主义”的误解，另一方面，根据朱子关于庄子之学师出于杨朱的判断，也暗示出朱子对庄子学问的评价较高，可见，朱子眼中的庄子之学并非《养生主说》中精明算计的利己主义所能简单概括的。

尽管在道家人物的序列中，庄子已经算是朱熹评价较高的一位，但是与正统的儒家人物相比，朱熹则更倾向于将庄子看作文气斐然的“大秀才”。庄子诚然“见较高，气较豪”，但其学问上也暴露出“无头当”的问题，也就是言论时常缺乏明确的指向和归宿。与此同时，庄子的所思所行也会落入“无拘检”的境况，换言之，朱熹认为庄子的无所拘束易流于散漫放纵。“庄子文章只信口流出，煞高”，在朱熹的审视中，才高气傲的庄子也不免有眼高手低、思多行少的倾向。

作为传承儒学道统的朱熹而言，他自然会基于儒家思想的本位来看待庄子的学问，并不由自主地将庄子之学纳入“异端”（“然则庄老之学，未可以为异端而不讲之耶？”）的学统。在其评点庄子的相关材料中，庄子与儒家的关系也成为朱熹与弟子们最关心的问题。

明·沈周写意册《庄周梦蝶》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 认为庄子的“道体”更接近于儒家，而非佛教

朱熹由衷地赞叹庄子能识得道体：“庄子，不知他何所传授，却自见得道体。盖自孟子之后，荀卿诸公皆不能及。如说‘语道而非其序，非道也。’此等议论甚好。度亦须承接得孔门之徒，源流有自。”朱熹认为，庄子对道体的深刻把握达到了孟子以后的诸子皆未达到的境界，可以和儒家见得道体的源流相衔接，因此朱熹将庄子归入孔门之徒。不独朱熹如此，二程对庄子理解道体之高亦有相关的评述：“庄生形容道体之语，尽有好处。”

“道体”思想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处于关键的位置，也是朱熹哲学建构的原点所在。朱熹的“道体”理论除了受到《周易》《中庸》以及北宋道学思想的影响以外，也从《庄子》中汲取了丰富的资源。朱熹极为称赞庄子的“嗜欲深者，其天机浅”，且认为庄子所谓的“道”并非只是杂乱无章的混沌一片，而是包含着秩序。朱熹受庄子之“道”的启迪也阐发出类似的理论：“道理也是一个有条理的物事，不是囫囵一物，如老庄所谓恍惚者。”庄子的宇宙论则是发轫于似有似无的“芒芴”，它和“恍惚”类似，也是无形的，不同于肉眼可见的一般事物。与此同时，“芒芴”也是包罗万物的，正是因为它暗含次序，才能够产生气变，进而生发出有形之物，最终衍化出生命。庄子以“有情而无形”的思路理解道体与朱熹的本体论基石——“无极而太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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