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西之间晚期资本主义的“时间差”已经几乎消泯，非同时的同时性不再存在，于是这些中国年轻作者的迁徙，让我们觉得他们更多是在一个平面的不同部分滑移；他们的体验和写作的结构，不再是文化上的惊奇与对比，而是在一个后现代主义语境里调整、审视自身与世界的距离，在重组的疏离与亲密中重新认识“我”和“我”的生活。他们不是以集体的方式，将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认识、评判和交往，而是以个人主义的方式与异国进行交往，并看出异国本身包含的千差万别的经验。
他们所书写的海外生活经验至少包含了三层：首先是自己意识中，借助过去的种种文化产品而构建起来的对异国的认识；第二层是真正来到异国后所观察到的当地的现实生活，以及作者在当地结交的朋友；第三层是作者被这种异国生活和异国友谊改变了的主体状态。这三个层面，在田嘉伟的文章里彼此覆盖、渗透，并最终熔炼为他想象、重述的一系列来自过去时代的人物。
读这些文章，我能在作者身上辨认出一个让我发生强烈共鸣的主体形象，这种共鸣印证了我与他本人见面、交谈留下的感觉。田嘉伟在任何最严格的意义上都是我的“同时代人”，他出生于1989年，恰好比我大两岁。他和我都属于这样一群人：他们血液的流速，同步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〇〇年代之间经济较快发展的中国社会现实；总体上看，中国当代史上从没有哪一群人能像他们这样天然、顺滑地认同和进入“西方”生活——他们仍然是“改开”时代的子女，生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在城市（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县城）度过幼年和少年时期，父母往往是在体制内工作，或者至少有一方身为医生、教师或职员。
这一代里的这一群人，在具体的成长经验上当然因地域、家庭环境而各有不同，然而他们的精神底色总有许多相似之处——仍然尊崇那些文化艺术上的“经典”之作；选择专业和职业时主要考虑自己的兴趣而非工作待遇（但也常常因此感到矛盾、受挫）；至少理念上习惯和支持男女平等；虽然也追求物质生活的丰裕，但骨子里看不起拜金逐利、趋炎附势……
这种人格，一部分来自当时比较容易获得的大量文化产品的形塑，而这些文化产品主要呈现为各类泛人文主义色彩的书报尤其是中外现代文学作品、市面上十分常见的西方电影和电视剧等等。正如作者所述，中学时他坐大客车从秀山去重庆买到了法国电视剧《拿破仑》的光盘。人格另一部分也潜移默化地来自父母辈的观念血统和家庭教育。这些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父母大多曾受益于妇女解放，在改革开放时期习惯了对未来保持乐观，当然，父母的另一部分观念也常常引发子女的反叛或不满。
因此，这样一批人能够相对顺畅地接受和贴近西方的文学、文化与思想，并将西方世界的诸多价值视为“常识”、“普世”、理所应当，直到多年后恍然大悟并非如此。这解释了为什么出生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作者即便时而陷入困窘、颓废，也依然能在异国展开颇有强度的精神生活、建立富有深度的人际关系，为什么他能将西南山区的记忆与欧洲的生活经验紧密编织并自如穿梭其间，在平行叙述时造成某种和谐的共振。而这样一幅笔墨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内核上相当自足、活泼、开放的主体，无论它经历了怎样现实中的挫败和嘲讽，又或者流露出怎样轻松的自贬。使人感到遗憾的是，近十年来，从我有限的交往经历来看，不知是否因为妥协于现实的考量，这类人格竟然变得愈发罕有、珍贵。
秀山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