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居的真正困境并不仅仅在于几个李嘉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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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于海德格尔的追问整整一个世纪，戈特弗里德·森佩尔（ Gottfried Semper ）在《建筑四要素》（ Die vier Elemente der Baukunst ， 1851 ）中已经把“自由”思考为建筑起源的一个基本前提：

自由的自然生活（ freien Naturleben ）充满了艰辛与斗争，与之相反，在这些棚屋中形成了家庭生活。它们是自为的小型封闭世界。惟独友好的日光能透过墙上的开口自由（ freien ）进入。家庭与牲畜同样能享有它们的庇护。

在森佩尔关于建筑起源的叙述中，自由首先是自然生活的特征，这种自然生活的内容是“艰辛与斗争”，是不断涌现着的强力；强力令人不堪承受，令人不得不将自身投入栖居的先行筹划，设法建立另一种生活，即棚屋中的家庭生活。建筑物的筑造带来了划分或分离，但这并不意味着栖居就是一种同自然及其自由相隔绝或相对立的存在。建筑的技艺设置起了这样一个空间，自然的自行敞开在这里不再只是揭示自身为强力，现在它还揭示自身为友好：“艰辛与斗争”为建筑物所经受和抵挡，“友好的日光”或清新的微风则为建筑物所接纳，接纳就是让它们在一种自由涌现中与人照面——此刻这种自然的自由涌现不再是令人不堪承受的强力，而是让人舒适愉悦的馈赠。自然的馈赠同技艺的筹划一同将人带入庇护，也就是带入栖居，带入家庭生活。建筑技艺所带来的直接效果不是征服了自然，而是承担和经受了自然。

那么，这种承担和经受又是如何实现的呢？这进一步反映在森佩尔对建筑学本身的基本规定，也就是他所说的建筑四要素，这四项基本要素分别是：火炉（ die Feuerstätte ）、屋顶（ das Dach ）、围合（ die Umfriedigung ）、墩台（ der Erdaufwurf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这四项要素绝非建筑学在通常意义上所考虑的结构与构件：比方说，这里并没有涉及承重、交通、采光、通风等民用建筑学所强调的功能，因而没有提及梁柱、墙体、楼梯、门窗等必不可少的建筑构件，也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空间问题——在森佩尔看来，这些建筑学的基本功能需求同建筑的起源相比反倒是一些“次要功能需求”。因此，对于建筑的这四项基本要素，我们不应通过学科化的建筑学诸范畴来理解，而要从栖居的角度予以阐释，这样做也正是在重申海德格尔的问题——“在何种意义上筑造归属于栖居？”。

火炉被规定为最早出现的、精神性的要素，因为它不仅是烹调、制陶、冶炼等一系列技艺的开始，而且第一次将人聚集起为群体，并逐步形成了最初的宗教仪式与崇拜场所。这个规定其实重复了一种有关建筑起源的古老叙述，它最早见于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 Marcus Vitruvius Pollio ）的《建筑十书》（ De Architectura ）：在第 2 书第 1 章里，他将火的发现与保存确立为包括建筑在内的一切技艺之起点。保存火种必然需要一种覆盖与遮蔽，因而屋顶对于建筑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对遮蔽物的需求是一种最基本的自然需求，没有建筑的原始人甚至动物也会主动寻找树荫与洞穴。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菲拉雷特（ Filarete ）在遭上帝放逐的亚当身上看到了这一处境：“由于他（亚当）手上没有别的东西来遮蔽自己，他就把双手放在头顶上防止被雨淋”，此后又用折断的树枝搭建了人类所制造的第一个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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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四要素中的另外两项，我们不妨暂时放下森佩尔所关心的人类学与艺术史范畴，试着借助海德格尔的方式来领会这两项要素的基本含义。在围合一词中已经回响着和平的允诺，因为它是“围绕 - 和平 - 而造”（ Um-fried-igung ）。由此可见，筑造是为了在自然中划分并保持一片区域，这片区域是一个“自为的小型封闭世界”，它的本质特征是和平。筑造起建筑的围合要素，就是设置起一个边界，让和平充满栖居。边界的意义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因为只有借助这种划分与环绕，一个世界才能自为地运转。正是出于这一点，森佩尔才断言充当围合要素的最古老结构是织物，那种脆弱的技艺后来又被砌筑墙体取代，于是坚不可摧的持存性，即维特鲁威所说的 firmitas ，才成了建筑学的第一原则。而墩台一词则暗示了栖居者的存在境况，即此在的被抛境况（ Geworfenheit ）这一事实性，因为这个墩台是“被抛掷 - 其上的 - 大地”（ Erd-auf-wurf ）。大地的根据在于自然：自然是存在者之整体、自身不断涌现的强力之整体，它显明了一个人们在其上并在其中赖以筑造和栖居的领域，这个领域被海德格尔特别地命名为大地（ Erde ）。平整土地、深挖基础、建造台基，不仅是为了让建筑物的矗立凸现出来，更是为了肯定人自身的存在。面对自然中不断涌现出来的强力，一无所有的人首先能把握到的就是他所处的这个具体位置，或者说他被抛入的这个“此”；在一种向着栖居的先行筹划中，人投身于筑造的活动，这种活动既不是想要从大地中夺取一份独占的财产，也不是想要躲藏进一个同自然完全隔绝的空间，而恰恰是要固守住自身被抛入的这个位置，具体地经受自然，具体地肯定他自身的存在。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森佩尔所提出的建筑四要素从建筑学的角度廓清了作为筑造者和栖居者的此在，而不是像传统的美术史学科所认为的那样，仅仅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建筑技艺的历史进行概括总结。从根本上讲，他关于建筑的所有探讨都针对人的存在，即人的生存。在多年后一篇题为《论建筑风格》（ Über Baunstile ， 1869 ）的演讲里，森佩尔专门探讨了人类的起源和发展同建筑艺术的关系。在引述了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命题——“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之后，他这样说：

根据这种古老的观点，单个的人有意识地将自身脱离于一般的地上此在（ allgemeinen tellurischen Dasein ）而成为独立的个体，就往往被认为是人类的起点（ Ausgangspunktdes Menschentums ）。至少这种观点对一切建筑学传统来说都是基础。

这段话道出了建筑学传统的形而上学基础。在古典建筑学理论中，聚集在火周围的人与举起双手遮风避雨的人，都是上述观点的具体例证。在这个古老的观点中，回响着索福克勒斯同样古老的诗句——“奇异的事物虽然多，却没有一件比人更奇异”。这个人是如此地奇异，以至于他竟然试图将自身从存在者整体中分离出来，使自身面对着大地上的其他一切存在者而站立，只有这样，他才能作为人开始他的存在。此后他将投身于不断的劳作与冒险中：跋山涉水、翻耕土地、驯养牲畜、筑造房屋、建立政权……面对从无边的自然中不断袭来的强力，“人强力行事地打扰了生长发育之平静，打扰了无劳无虑者之营养与结果”——惟有这两种强力通过人的居所相互经受之际，自然与自由才不仅被经验为艰辛与斗争，而且被经验为友好的馈赠。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单个的人相互结合成一定规模的共同体并开展起更加丰富的社会生活，这个运动过程本身就是人的自然存在。于是，经由人的劳作所敞开的世界，同那个最初被显明为栖居之原点的大地一样，都归属于自然。这样一来，世界也总是不断被“置回”到大地当中，因为“大地是无所迫促的无碍无累、不屈不挠的东西。立于大地之上并在大地之中，历史性的人类建立了他们在世界之中的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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