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创造了骑兵时代之前步兵充分发挥战略机动性的典型案例。
两汉时代，古代中国迎来了骑兵发展的黄金时代，以往与其他兵种混编作战的骑兵开始大规模以独立编制进入战场承担作战任务。《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载：
“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
从汉朝开始，以匈奴等游牧民族为代表的统一的草原政权成为中原王朝不得不面对的重要敌人。习惯于“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的游牧民族不仅全民皆兵，而且没有固定的城市居所，因而具有完全不同于农耕民族的快速机动性，他们经常利用骑兵能快速移动和灵活作战的特点，实施游击战术，通过侦察、骚扰等方式在战争全时段削弱步兵实力，并在战场上利用骑兵速度优势快速实行穿插、迂回、分割歼灭等多种战术手段，甚至能在短暂失利时化整为零，“作鸟兽散”，以最大限度保存自身实力。
面对游牧民族的巨大压力，西汉王朝开始大规模储蓄骑兵作战潜力，一方面使民间大批量蓄养马匹，另一方面不断发掘培养骑兵作战的将领。待到汉武帝时代，西汉王朝针对匈奴的大反攻便首次实现了农耕民族对抗游牧民族的巨大机动性优势。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战中，卫青、李息率领汉朝骑兵大举出塞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云中
（今内蒙古托克托县）
向西迂回包抄，突然掩袭匈奴白羊王、楼烦王并一举击溃之，从而在匈奴主力反应之前横扫整个河套平原。
在被后世称为“张中国之掖，断匈奴右臂”的河西之战中，霍去病破天荒地采用外线大迂回的天才想法，将骑兵作战的高度机动性发挥到了极致，先由今宁夏灵武渡过黄河，向北越贺兰山，率兵深入浩渺无人的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在匈奴人毫无防备的状况下绕道居延海
（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部）
，转而由北向南，沿弱水而进，直插河西走廊腹心地带，深入匈奴境内2000余里，彻底击破浑邪王、休屠王两大部族，将河西走廊纳入中原王朝之下。数年后的漠北之战中，霍去病更是带领数万骑兵绝漠远征，渡难侯山与弓卢水
（今克鲁伦河）
，直抵匈奴漠北水草牧场的核心，击灭匈奴左贤王主力，俘虏万余人，完成了封狼居胥、禅于姑衍、登临瀚海这一
系列被后世视为
无上武功的辉煌之作。
骑兵作为中国古代军事作战中实现战场机动性的核心元素，自两汉时代勃兴后始终在战场上保持着决定性的地位。魏晋以降，北方少数民族内迁，且马镫大规模运用于骑兵作战，从而使骑兵作战出现了轻重骑兵综合作战的多元化发展，使得骑兵的机动性作战能力得以显著提升。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大部分将骑兵建设放在首位，不断强化军队的作战机动性，除使用传统的骑射突骑外，还强化了部分骑兵部队的铠甲配置。
如《水经注》记载：
“（石虎）简练骑卒，虎牙宿卫，号云腾黑槊骑五千人。”
又如《资治通鉴》载
“慕容恪乃择鲜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铁锁连其马，为方陈而前。”
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一套南北朝时期甲骑具装
（泛指全副武装的骑马部队）
，由面帘、鸡颈、当胸、马身甲、搭后与寄生等部分组成，有甲片三千，预计重量达数十公斤。这些重骑兵的配置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削弱了骑兵的机动性，但是实际上大部分重甲骑兵都配有辅兵与辅马，平时战兵不着甲轻装疾行，抵达战场关键位置后方才披甲发动致命打击。
南北朝对峙的两百年风云中，北朝骑兵时常以骑兵的高速机动性来对付南朝以步兵为主的军队。例如被称为最后一位匈奴君主的北朝雄主赫连勃勃，就深谙骑兵机动作战的精髓所在：
“吾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其后，救后则击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
在对抗刘裕驻守长安的南朝军队时，赫连勃勃以“青泥、上洛，南师之冲要”，置“游兵”断其去来之路，然后“杜潼关，塞崤、陕，绝其水陆之道”，利用骑兵的高速进击将刘裕集团的良将强兵困顿于长安孤城，最终尽数歼灭南军，彻底断绝了南朝收复中原的雄心。
到了隋唐时代，以高度机动性著称的唐军在整个北方战场上取得了骄人的战绩，在平定高句丽、吐谷浑、东突厥、西突厥与铁勒九姓的战斗中，唐军往往以骑兵快速突进实行斩首行动或利用步骑兵结合分进合击，实现了对游牧民族军队的高效打击。根据《通典》记载，唐朝一军战兵二百八十队中，骑兵便占有八十队，接近总兵力的30%，而其他弓弩手与跳荡兵
（侦查与袭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