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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霍布斯鲍姆和德龙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定义了不同长度的20世纪，其他学者还可以从新的角度定义另外一个20世纪，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只不过看我们从什么角度和立场去审视历史，角度和立场会影响结论，甚至会影响我们看待历史的方式。除此之外，也取决于我们对于客观的历史掌握到什么程度，粗浅的了解与深入的理解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历史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探讨明朝商业发展的书籍《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中提到：“历史学家就某个研究课题所写的任何内容都绝不是盖棺定论。探索历史道路的真相对新一代历史学家始终是敞开的，他们在火车轨道的新位置，会告诉你不一样的故事。你只要确保从火车窗户里看到的面容不只有你自己就行。”
1870年之前，人类既处于物质贫乏之中，也对自身的处境充满了困惑，先进的技术并没有带来普通人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短暂提升之后，又被人口增加而拉回到温饱线附近。可以说，1870年之前，人类一直生活在“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咒语”之中。对于上述现象，还可以换一种说法，即1870年之前，技术增速一再输给人类繁衍的能力。1870年时，工业革命已经在发生有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这段时期还不足以将人类社会彻底推上快速发展之路。如果我们采取渐进主义观点，人类社会发展到1870年，由量变而产生质变的条件逐渐成熟。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人类社会走上了快速发展道路呢？德龙认为，实验室、大公司、由全球运输、全球通信以及贸易壁垒降低引致的全球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验室的发展改变了之前技术发明的随机性和偶然性，可以依靠实验人员有目的的研究来产生新的技术和发明。有目的研发和偶然性发现所产生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例如，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也被称为“李约瑟难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在技术上都领先于世界，却在近代迟滞不前，大大落在了世界的后面，工业革命反而发生在西方国家而不是中国。林毅夫认为，之所以出现李约瑟之谜，是因为技术创新范式发生了改变。工业革命之前，所有社会或文明中的技术创新来自农民或手工艺者的经验，由于中国人口规模较大，所以在经验积累和技术发明方面具有一定优势。自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之后，技术创新主要来自实验室里的研究和实验。19世纪之后，技术创新不仅仅来自实验，更是来自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实验，随机性和偶然性在技术发展路径上的作用下降。这种范式的转变对中国及世界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实验室里产生的发明和各种新技术还需要一个载体将其商业化，这样研发才有意义，也才有动力，这就需要公司制度的发展。公司以需求为导向将适当的技术转变为消费者可以使用的产品。德龙在书中列举了特斯拉的例子，特斯拉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是因为他的创意可以由公司负责开发和应用，西屋电气公司为特斯拉的发明提供了资金支持，并最终赢得了与爱迪生之间的“电流之战”，即特斯拉所倡导的交流电与爱迪生所支持的直流电之间的竞争。约瑟夫·熊彼特在1942年写道：“启动和维持资本主义引擎的基本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式或运输方式、新市场和新型工业组织”。
实验室和公司发展要改变世界面貌，还需要一个催化剂，即全球化。市场规模能够决定利润的多寡，甚至能够决定一种产品在最初能否被开发出来。作者在书中给出的数据显示，1500年，国际贸易占全球产出的份额约为1.5%，1700年提升至3%左右，1850年达到约4%，到1880年，升至约11%，到1913年更是提升至17%。2023年，国际贸易金额占全球经济规模的比重已经超过60%。
贸易的好处是勿庸多言的。大卫·李嘉图从比较优势的角度论证了国际贸易对于各国居民福利的意义。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一体化经济世界带来的净效应是让许多国家和地区跳上了现代经济增长的“电梯”，把它们带到前所未有的人均产出高度。但据刘易斯判断，在1870年之前，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完全登上了“电梯”。在德龙看来，在19世纪之前，国际贸易主要是关系到各国精英阶层的生活舒适度和精致水平，因为彼时的国际贸易产品主要是一些香料、丝绸、精美制造品、稀缺原材料等，这些东西与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关系不大。从这个角度看，彼时的国际贸易尚不构成改变经济活动的本质力量，也未对各国经济增长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