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局促于西欧一隅的历史，而放眼一部真正普遍的世界历史，我们实在找不出任何理由可以断言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长期性或停滞性。
在全人类迄今为止高度发达的文化或文明之中（8个，或21个，或26个，或任何其他数目，总之绝不止于是西欧和中国两个而已），只有一个是较快于中国进入了资本主义的，那就是西欧。
除了西欧而外，和所有其余的文化或文明相比，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中国比任何其他一个发展得更为缓慢、更为停滞。假如我们不是采取一种狭隘的西欧标准论的观点，而是采取一种真正“普遍历史”的观点的话，这个问题倒毋宁是应该反过来问：西欧封建社会发展的短期性或快速性的原因何在？
这种提法并不是要故意作翻案文章，更不是在作文字游戏；因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的原因和西欧封建社会短期性的原因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应该要求两种完全不同的答案。
前一个是假问题，所以不可能有真答案；后一个是真问题，所以就可能有真答案。
我们不可把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给弄颠倒了或混淆了。要使前一个问题成为真问题，就只有把它转化为如下的提法：中国的发展为什么较西欧为缓慢，也就是，西欧的发展为什么较中国（事实也是较所有的文化）更为迅速？如果问题被转化为这种提法，那么它就和后一个问题是重言式。
在人类的历史上，由封建社会自行或自发进入资本主义的，我们还只见到西欧这样一个例子，所以它应该算是一个孤例或特例。其余的十几个或几十个文化或文明，包括中国，都没有出现过这种特例，所以应该视为是常规。
正因为是想要对一个假问题给出答案，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各样似是而非的答案。其中较为流行的一种意见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是致使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
毫无疑问，应该承认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是十分残酷的。不过要说这就是致使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长期停滞的原因，那在理论上就势必蕴含着：某些其他文明或民族的封建统治阶级，至少是西欧的封建统治阶级，其压迫和剥削要比中国的来得较仁慈或较宽大一些，或者至少是不像中国的那么残酷。
否则，假如西欧封建主的压迫和剥削实质上也同样残酷，那么为什么同样的长期性就只表现在中国历史上而不表现在西欧的历史上呢？还有，我们在不承认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更亮的同时，难道却承认西方的封建主比中国的来得比较仁慈或宽厚一些？古今中外的封建统治阶级，其压迫与剥削之残酷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尽管某些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所以似乎不大好说，只有哪一个或哪几个民族的封建统治的残酷性就导致了长期性，而其他的则否。为什么西欧封建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就没有导致其封建社会发展的那种长期停滞呢？这个理论上的难点，大概是被某些人觉察到了的，所以他们就提出了另外各种补充的或修正的解释。
其中的一种，也可能是最有力的一种，是说：西欧比中国多了一个地理大发现，它开辟了世界市场，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说，缩短了西欧封建社会的长期性（或者不如说决定了它的短暂性）。
不过，这种说法显然有外因论的缺点。它只靠一个外因或偶然，而没有能够从历史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去阐明长期性或短暂性的问题。
其实，我们仍可以追问，为什么西方就有地理大发现，而中国就没有呢？郑和那支两三万人的艨艟舰队不是早于哥伦布那队百把人的三艘小船将近一个世纪吗？假如答案又从外因转到内因，说那是由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的条件在中国还没有（像在西方那样）成熟的缘故。
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兜圈子：
没有地理大发现（以及从而世界市场的开辟），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不成熟，而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不成熟，则又是由于没有地理大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