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福利体制、工作-家庭模式与女性就业｜《财经》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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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福利体制分析方法是根据Esping-Andersen的福利体制理论发展而来的，该理论将福利体制分为三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该分类是建立在去商品化指标（社会保障系统能在多大程度上防止人们依赖市场）和社会分层指标（社会保障系统产生或减少不平等的能力）的基础上。女权主义者认为Esping-Andersen的分类未充分考虑性别因素，并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

女权主义者展开的第一种批评与“无性别”的去商品化概念有关。福利的作用是使人们减少对市场的依赖，以确保拥有谋生手段和保持适当的生活水平。然而，正如女权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女性赋权是为了减少女性对传统男性养家模式的依赖，以提高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

第二种批评主要是认为Esping-Andersen的福利体制未将女性和家庭成员视为福利提供者。家庭成员中，尤其是女性，既因为无偿照料家庭而成为社会保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有偿专业医疗和社会护理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种批评的声音认为性别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分层形式。劳动的性别分工（无论是有偿工作还是无偿工作或者是劳动市场内部）本身就导致了不平等，且在各国都或多或少地存在。

Esping-Andersen提出了“去家庭化”的概念来回应这些批评。可以这样理解“去家庭化”：以前可以在家庭范围内处理的事务（主要由女性负责），现在可以以有偿工作的形式在家庭之外来实现。在此意义上，它指的是照料活动的“外部化”。

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与不同的去家庭化程度相关的基于无偿照料和有偿工作的劳动性别分工模式。

最初，性别福利体制研究依据各国对男性养家模式的责任分工来进行区分，这种模式的典型理想形式是“被排除在劳动市场之外的已婚女性，在社会保障和税收方面从属于丈夫，并被期望在没有公共支持的情况下在家里承担照料（孩子和其他被抚养人）的责任”。这种模式在整个欧洲正在失去发展活力，甚至在一些欧洲国家早已销声匿迹。

委托照料的双职工模式鲜明地凸显了与女性就业有关的有偿照料服务问题。大多数欧洲福利国家的政策制定者现在都在推广这种模式，即所有成年人，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有无子女，只要工作都应该获得报酬，这契合了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和积极的劳动政策。然而，从性别平等（尤其是女性就业）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的首要条件是照料服务正规，可得且家庭负担得起，并且不会在劳动市场上造成新形式的性别隔离。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

事实上，双职工模式假定正规劳动部门可以负起照料的责任（采用委托照料方式，由市场、国家或者二者结合提供照料服务）。但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正规、可得和可负担的儿童保育、老年护理、残疾或患病儿童照料以及成年人照料的权利和机会往往得不到充分保障。此外，由于这些活动相对复杂和社会照料需求的不断变化，实现所有种类照料活动的去家庭化也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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